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领导下，通过了他于6月9日提出的草案——《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得“左”倾冒险主义继瞿秋白之后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各项武装暴动计划纷纷破产，致使革命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1930年9月24日，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召开了第六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会议旨在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在会上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进一步接受检查。在苏联的15年中，共产国际召开了一系列的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由于王明等的小宗派活动，李立三在多次会上受到了极其苛刻的指责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对于自己的错误还是能反复多次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和批判。他非常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不仅如此，李立三还在一所设在郊区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他讲“立三‘左倾’错误”一课，内容极其丰富，批判也极深刻，给学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学员当时并不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后来知道了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1946年，李立三从苏联回国，所闻所见使他深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使他觉得自己犯错误后，虽然已被批斗了15年，自己也检查了15年，但是并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他感到没有用毛泽东正确路线做对比，就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错误，因此需要重新学习，补上延安整风这一课。通过一系列学习，他体会极其深刻，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15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就好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我也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就是主观主义”。同年5月，李立三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见到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错误，汇报了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改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最后，他还向毛泽东请求向延安干部讲一次话。得到同意后，李立三在延安党校礼堂对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左’倾错误的立三。”然后他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他称颂毛泽东思想伟大，延安整风运动伟大，表示自己要从头学习，在毛泽东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49年2月李立三前往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将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会上他发了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问题，受到了会议的好评。而与此同时，中央指定王明发言检查自己的错误，他却托词拒不发言。与李立三主动检查错误精神和态度相比，这是何等明显的不同，刘少奇为此在会上表扬了李立三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
1959年，李立三又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要在党的“八大”上对自己的错误来一次“总清算”。在会上，他不怕丑，不怕痛，又一次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极其诚恳、坦率的解剖。他说：“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错误的积极参加者。为什么‘六大’明确批评纠正了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又犯了并且比第一次更为严重呢？这主要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没有改变。”同时，他又用1946年回国以来的学习和实践，说明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效良方。最后他表示：“我在犯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说是我犯了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他的发言感动了与会者，有的同志甚至流出了热泪。
对自己的子女他也从不隐讳，甚至对自己身边每个新来的工作人员他也要交代自己犯过“左”倾错误，有主观片面性的老毛病，请他们随时给予监督和帮助。尤为感人的是，在1949年他见到刚从敌占区历尽艰辛来到北京的儿子时，就直率地说：我犯过错误你知道吗？我犯的是“左”倾错误，就是瞎干、蛮干。为此，他多次告诉子女要接受他的教训。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习气，使我吃了不少亏，后来犯错误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思之痛之，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1954年，李立三外出休假顺道第一次回老家醴陵。他没去离家很近的安源，只请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来叙旧。他对秘书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1965年7月，李立三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顺路去南昌，可以赶在“八一”时看望老朋友。他考虑了一下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有意义。”当年“八一”他是在井冈山过的，并写下了《井冈好》一诗。
有的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怕丢面子，而李立三却说：“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他就可以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教训。好比墙上的钉子，碰了一下扎破手，就不要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碰，还要时刻提醒别人不要碰。大家都不要去碰，就保全了党。”
正是为了保全党，尽管他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他却坦率地讲了三十年。他是党内能够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典范，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