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部因素，也是单德贵最终投敌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首先，当时的冀东党组织和军队，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极“左”问题，对单德贵的处理，确实有欠合理和公正。1940年4月10日，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在北方局会议上曾严厉指出，冀东“地方党与正规军不和，正规军党与地方军党不和，双方在狭隘心胸指使下，整个冀东的抗日战争和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战果相差远了，光党政干部在内耗中的损失就超乎寻常。”由此可见，冀东党和军区在团结和对待外来干部的使用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抗战胜利后，冀东部队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权延赤在《林彪将军》一书中，从侧面对此也有明确和真实的反映。这些问题，也是林彪对原冀东的领导干部不重用，甚至对部分冀东部队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据当地一些老人讲，当时冀东地区活埋人成风，除了活埋一些特务汉奸外，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的同志，常常以开会或执行任务为名，将其诱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活埋。对一些与敌交过朋友、与日伪势力有过接触的人，也全部列入铲除之列。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常常强加种种罪名，进行无情打击和批判；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上纲上线，实行“一棍子打死”，确实伤了部分同志的心。当单德贵对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多次提出批评指责，特别是不请示与富裕、漂亮闻名的汉奸妹妹郭二美结婚的“把柄”被抓到后，冀东军区党委立即组织对单德贵进行了批判斗争，把单德贵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全民抗日”主张，联络当地富贾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战，分化瓦解土匪武装，反对滥杀人等说成是“老好人”、“替坏人说话”、“立场不坚定”；把指责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说成是“以老红军自居”、“居功自傲，不服从领导”；把娶了富家小姐和汉奸妹妹说成是“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听到这些批判和指责，单德贵曾气得当场背过气。
1943年7月，在冀东军分区升格为冀热边军区（笔者注：二级军区，军级单位）数月后，在论功行赏，各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升职的情况下，单德贵被降职为第一专署武装科长（营级）。在撤职会上，单德贵据理力争，说大军西撤，三支队孤悬敌后，离北平最近，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最大。在冀东革命最低潮最困难时期，日伪军、土匪、杂牌武装都想消灭三支队，如果不贯彻统一战线思想，不联络当地商贾上层人士、不收编教育土匪，让土匪和八路军作对，三支队怎么能存在？怎能发展壮大？我都三十多岁了，参加革命和入党都已十年有余，符合中央定的“258团”的规定（25岁以上，8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娶老婆怎么成了贪图享受？但无论单德贵如何申辩，都被说成是不听党的话，不服从组织领导，革命立场不坚定。迫于当时的形势，几乎无人敢为单德贵说话。只有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站了出来（有的老人说，李子光敢说真话正直磊落，正是他“文革”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为单德贵申辩，对军区作出的对单德贵的不公正处理鸣冤，可毕竟是杯水车薪，无碍大局。单德贵原三支队的一些老部下，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受到了株连。二连连长刘芝龙（又称刘志龙，山东人，曾任三支队、十三团特务连连长）、五连兼特务连连长贺明灯（陕北绥德人，老红军）两位战功赫赫，在冀东西部群众中有极佳口碑的基层指挥员，在单德贵被降职后，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刘芝龙被削去兵权，免去连长职务，改任团作战参谋。
1944年2月24日在密云县北部五指山地区为掩护领导机关突围，亲自端着机枪带队冲锋，负重伤后不治牺牲；在十三团有“神枪”之誉的贺明灯虽然没被降职或改任他职，但也一直未被提升。1944年11月19日在平谷洪洞水养伤时被鬼子包围，用仅有的不足30发子弹，击毙20余名日伪军。为不被俘虏，用剩余的2发子弹，和照顾自己的通信员一起自杀殉国。要知道，二连、五连和特务连是冀东十三团的绝对主力，大战必上，恶战必参。虽然，1945年7月，冀东党和军区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左倾错误，认为确实错误处理了一些干部，伤了一部分同志的心。对单德贵的处理，也确实有欠公正合理，做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敌人钻了空子，但已于此事不补 .
其二，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让单德贵不服的方面。单德贵认为，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为此多次对其提出批评指责。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在军事指挥上，到底如何，当地的史料上没有评说，笔者作为晚辈，也不敢妄加评论。采访目前仍健在的当年的老八路，因当时都是基层干部战士，对此也没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体会。但从下述两次使冀东八路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战斗，读者或许可窥一斑。1941年5月，敌集中4万多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围攻。
当时的冀东军区主要负责人，被1940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逐渐恢复的抗战大好形势所迷惑，对日寇的意图和兵力调动毫无警惕，将军区的主力部队和部分游击队调出山区，全部集中在了盘山以东、以南的平原地带，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战红五月”的口号。5月中旬发觉敌对我的作战意图后，匆忙做出反扫荡部署时，已经太迟，冀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十二团、十三团全部被敌包围于平原地区。6月初，十二团主力在玉田县孟四庄地区与敌激战，在遭受严重损失后突围，老红军、十二团团长陈群牺牲。该团一营也在丰润南部遭优势日军包围，全营伤亡200余人，营长阵亡。
6月1日，十三团在蓟县、玉田县之边界杨家会与板桥一带与敌激战一日。入夜，冀东军区司令部率十三团突围到蓟县十棵树、六道街村一带再次被敌重兵包围。敌使用坦克、毒瓦斯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包森险些被俘，被单德贵派特务连战士拼死救出。经过苦战，入夜，军区主要领导率一营突围，二、三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隐藏枪支就地潜伏。但因叛徒出卖，潜伏的部队和枪支大部丧失。此战，十三团除不足一营兵力突出外，其他部队大部损失。此次战斗，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伤亡、失散1000余人（不含失散后收拢人员），其中牺牲400余人，被俘近百人。失掉步枪1000余支，机枪13挺，使冀东的主力部队士气锐减，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次战斗，也是单德贵大骂军区主要领导人“不懂军事、瞎指挥，打一仗败一仗，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部队打没了”的主要原因，也是单德贵急于报仇，在尹家府战斗中枪杀俘虏的主要原因。《通县革命史》对此次战斗，也如实记载如下：“我军确实缺乏警惕，1941年春，仍以‘大战红五月’为口号，集中兵力，转战蓟县、丰润、玉田平原”。
另一次战斗，是1944年12月底发生在平谷县的五路突围战斗。1944年底，为加强冀东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晋察冀军区派出曾雍雅、张明远等８０余名中高级干部经平北、密云，12月底到达平谷。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带部队到达平谷县西部、顺义县东部地区迎接。驻北平日军侦知后，立即从北平、承德、天津、唐山等地调集了一万余名日伪军进行合围。被当时全国抗战大好形势迷蒙的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对敌人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兵力调动未有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