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学东京时曾师事章太炎，受到章太炎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不仅是文字学，也不仅是排满思潮，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例如关于今古文学派的看法，对法家所采取的比较肯定的态度，以及对疑古派的反感，都留下这种影响痕迹。
在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是推重讽刺文学的为数寥寥的思想家之一(此外是在他之前的龚自珍)。这里顺便说一下，鲁迅似乎从未提到龚自珍。首先，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他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之争的门户之见。
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讨。章太炎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其次，章太炎继清代钱大昕、朱彝尊的馀绪，破千年来的传统偏见，著《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鲁迅曾校《嵇康集》，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把魏晋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不仅中肯，而且具有卓识。他在涉及古代文论时，每每征引陆机、刘勰之说，并以新见解加以引申，不仅殚其底蕴，且发扬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对《文赋》中的“榛木苦弗剪”这一论点的阐发就是明显的例子。笔者在拙著《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五引鲁迅论《文心雕龙》之文，其见解之精辟，就是今天看起来也令人折服。例如，鲁迅引《程器篇》“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加以按语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又引《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加以按语说：此言后世模仿《离骚》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这类见人所未见的简短按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足以耐人细思寻味。自然，以上这些观点并非来自章太炎，但章太炎的《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所作的肯定评价，应该说对鲁迅是起了诱发作用。（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