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l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美】哈雷特·阿班著 杨植峰译；摘自《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