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之所以被不同阶层的阅读者反复误读，表层原因是他作品中特立独行的思想、特异的语言方式以及文学方式，而在深层，则蕴含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繁复庞杂的文化痼疾，这种深层原因，既是来自人的，更是来自文化的。所以，王小波说：“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的、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
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但这实在是太过于乐观的想法。因为，误读仍在继续。
性描写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篇幅，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涉及到性，广义地说，他的很多篇小说本身就是性主题的——最起码在表象上是如此。如果稍稍留心，我们就会发现，王小波小说中的性，实际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生命过程和生活事件，它不是被特意加进去的，更不是阅读调剂，而是内蕴极为丰富的人类问题。正如李银河所说：“他笔下的性极具个人色彩，与中国传统小说的那种毫无美感的白描写法十分不同。在他笔下，既有常态的性，又有变态的性。在对常态的性叙述上，性是自然的，干争的，就如生活本身；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他对变态的性的叙述中，性有时是隐喻的，影射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它进入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域。”这是我们迄今所见对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理解最为精当的文字。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的误读。在浅白的大众层面上，对王小波的误读最甚的部分，就是因性而起的。
我们长期以来，就生活的谈性色变的文化中，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扭曲着人们的性心理。一方面视性为不洁之事，甚至视为罪恶，造就了以性冷漠为正道，以无性的生活为品质高尚的畸形心理结构，所以会讳莫如深，谈性色变；另一方面，却是鬼鬼祟祟的对性的极度热衷，认其为坏事，却抑制不住地进行偷窥、刺探和病态的淫荡，造就了萎琐的人格心态。在我们的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品和今天相当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性，就是这样的性心理。但是王小波不同，王小波笔下的性极其自然、干净，充满健康的人性；他笔下的性没有丝毫的挑逗与煽情；他笔下的性，摆脱了低级趣味，还性以自然生命力的本来面目。但是他对我们的古老而强大的文化和这文化下的人的估计却似乎过于乐观了，对王小波小说中的性的误读，正是从这里发生的。我们的不能称为健康的性文化对王小波小说中“性”的误读，反过来说就是，王小波小说中的性对这种文化具有刺入骨髓的批判与矫治的力量。
王小波对此并非不了解，对于他所置身的这片土地及其文化，他是太了解了。关于《黄金时代》，他说过这样的观点：“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问题、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格调问题带有一定的复杂性。”“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然而在这种“没有一个平常心”的社会文化心态下，他的“反调”却难以摆脱被误读的命运。王小波当然不必负什么责任，但他所有着力批判的这种文化却是难辞其咎的。而王小波小说中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不幸的是，李银河的“看王小波小说所写的性，对国人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心态有矫正作用”的说法，似乎并未见切实，我们的性文化深层的伪善，仍然顽劣。这正是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被一再误读的深层原因。
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以一种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出演的，尽管他多用口语，用词平白、直接甚至在某些人看来粗俗，但这仍然是知识分子话语。李银河说：“他总是使用最精当、最直白的语汇写性、写性器官、写性活动。如果说艺术追求的是美，科学追求的是真，那么王小波的性语汇总是更偏向科学而非艺术，这一偏向好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杀向重肉体快乐的煽情的性描写；另一方也拒绝了重精神美感的艺术的性语言。”这无疑是好的，但却为难了大众读者，在对性的误读之外产生了另一种进入的困难，从而愈加加深了误读。
如果我们熟悉近年的文学现象，我们就会知道，并非纯是性的原因，使王小波的小说被出版者拒绝、被读者误读。与他同时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并未因为涉及性而遇到太多的非议和麻烦。一些充满了煽情甚至挑逗的性描写的作品，并未见因性而遭到出版拒绝，也未受到太多的非议，也许是他们在满足偷窥心理上恰与我们的性文化本质暗合?所以对王小波小说中性的误读，只是浅表层的问题，另外的问题则是看不懂“性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不是作为写实的必要而存在的，事实上最具颠覆性的是，他把这种和性相联系的想像变成了一种游戏，自由联想的游戏，蓄意冒犯禁忌的游戏，它又是反讽和幽默感的巨大源泉。”(艾小明)而这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
不独是关于性的部分，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几乎俯拾皆是。譬如，“因为口水流得太多，我舅舅总是要口渴，所以他不停地喝水。后来，他变得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一听到上课铃声，口水就忍不住了。”(《白银时代》)如果没有读过巴甫洛夫的《心理学》，或者不了解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这种话语的妙处就万难领略。这正是造成大众读者只读到性而议价人文知识界读者却热衰于王小波的语言方式的原因所在。
当然，王小波本人对此另有不同看法。在《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一文中，王小波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科学、艺术不属福利副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有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地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热群体，恐怕大家都变成蜣螂一类。”“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更弱。”这一段很明白地体现了王小波的骄傲的理性。
这已经不是一个能否做到雅俗共赏的问题(顺便说一句，笔者认为雅俗共赏是一个非常乌托邦化的荒唐的说法)，而是一位写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质问题。多年以来，被反复倡导的雅俗共赏，一直在降低着我们的文学品质和阅读品级，现在为数众多的人之所以对王小波产生误读，与这种遗害文学倡导脱不了干系。海德格尔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只有两个同时思考着同一件本质的人，他们之间的言说才是有意义的。这正是王小波被误读的知识背景。大多数人，我相信他们读不懂王小波，正是这种知识障碍的存在，不仅是小说，不仅是小说中的性，也包括他那些明白异常的散文随笔。障碍的消除需要时间，而误读则还将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