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三千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五百八十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八百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五，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这两个加起来，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和外资不到百分之十。1995年，国有制工业百分之三十四，乡镇企业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私营个体"三资"占百分之三十。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一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三百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怆然涕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零点九分（1994年为五点五分；1995年大约三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三十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点六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两百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亿元，每一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二十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五千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一千零二十八亿元；1995年一千五百一十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文章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