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十，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百分之三十；1995年，百分之十七；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百分之十二。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一千二百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一千五百三十亿元；1994年，一千四百二十四亿元；1995年，五百九十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八百亿元，后来发到一千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两百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四百亿公斤，这年初是两百亿公斤，年末快到四百五十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镕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