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桁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 《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王弼注言：“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徼。”元人吴澄言：“徼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 ，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 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纟+乍]，鍮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髦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碇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碇”，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濬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碇，残存长度达七点五七米，上面有系缆绳和安碇担的圆孔，还有用铁箍加固後所留下的锈迹。至于铁锚的使用，则是明代以後的事了。
中国船帆与锚碇的起源流变，虽为专门技术问题，但若不加考虑，历史学的叙述便无可依托，以其事涉专门，故不欲弄斧班门，只希望提请专门家注意。
6，宋人的历史综述与文学想象
由于周瑜火攻破敌的传说唐时已盛，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综合《三国志》及裴注诸说，重在厘清“赤壁之战”之前因後果，而对战役本身的描述，也基本采用了《吴书·周瑜传》的说法：
“(刘备)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同时苏轼《前赤壁赋》写“赤壁之战”，铺叙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云云，正是以宋时船舰作为蓝本，逞其对于“当然”想象之“姑妄言”。 而《念奴娇》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也是未历战阵的文学语言，却为後人铺张此役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亦为後世《三国志演义》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