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王濬楼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晋书》对于王浚伐吴的记载看来，《周瑜传》的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也值得怀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诗还写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歌咏的却是象征三国时代结束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这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有过小规模水战，除此次及类似的隋平陈之外，中国历史上直至宋金，都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水上战役。
据《晋书》载，“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虽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这曾经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只是孙皓不听。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濬大军克复丹杨(今湖北秭归东)，进逼西陵峡，顺流而东时，吴人还是在水上尽最大努力设置了障碍：
“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阳太守)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碇和铸铁技术。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 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滛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碇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