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上百万销量专辑比比皆是
北方乐坛刚柔相济，民歌与摇滚并重的气象，逐渐取代了抒情小调统领的广州乐坛。同时，像大地唱片、正大国际、京文唱片等一批音乐公司在1994年后纷纷成立，高晓松、老狼、张亚东、窦唯、张楚等众多音乐人才在北京的土壤里逐渐繁荣。
1996年之前，如今大名鼎鼎的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宋柯，还在从事别的行业。1992年，他从Texas A&M University毕业，一直到1995年，他一直在一家国际企业工作。1996年回国后，很偶然的，他清华大学的小师弟高晓松想出专辑，宋柯就投资了，这成为他进入这行业的起点，1996年-1999年间，他创立了麦田音乐制作有限公司。那张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奠定了宋柯进军音乐事业的基础，当时他是老板，音乐总监是高晓松（在此后数年间，他给中国乐坛推了老狼、叶蓓等多位青春歌手）。后来张亚东也加入，给麦田做成了“朴树”。
麦田音乐最初的形象总是跟“校园民谣”联系在一起。宋柯说，高晓松提出，当时在群雄逐鹿的音乐市场中，就想找个市场诉求点，所以麦田打出口号“良心音乐”，意思是用真诚的态度做音乐。正好在那时，老狼、叶蓓、朴树等一批年轻人齐至麾下，校园音乐就成了麦田起家的一块牌子。到后来的华纳麦田和太合麦田时，其实他们的音乐内容一直都在变化着。宋柯回忆道，老狼进入麦田是因为跟高晓松是黄金搭档，而叶蓓是跟老狼搭档唱歌时被发现的。朴树的出场更戏剧性，是抱着吉他来卖他自己写的歌。当时宋柯和高晓松听他弹唱了一遍，感觉很不错，就力劝他成为了麦田的又一主将。“老狼是学工科的，朴树是学英语的，叶蓓倒是专科，但学的是民歌。”宋柯说，虽然这样，但那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土壤已经很浓厚，1985年之后，港台的齐秦、罗大佑等人的歌开始传进来，给“70后”那一批音乐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当时的唱片工业环境，宋柯也是记忆犹新。在他回国前后，中唱、中录等国家出版社是相当有实力的，中唱当时兼具内容生产、出版发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产业链上是比较完整的，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公司，类似于国际上“四大唱片”的地位。当时像华纳等国际四大唱片公司在国外历史已经相当长、版权非常充裕、品牌资源积累很大，而且几乎已经“染指”整个产业链。像华纳集团，不光有音乐，还有影视媒体，掌控力非常强。在1996年前后，第一家合资唱片企业“新索”进入中国，随后国际“四大唱片”都陆续进来。
宋柯回忆道，自1993年国内第一家唱片公司大地唱片成立，国内就迅速出现了各种民营、合资的音乐公司。当时国有、民营、“四大唱片”是“各有各的道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麦田音乐还算小公司，其他如红星做摇滚出名，大地做民谣起家，星工场主做流行等。在麦田音乐历史上，朴树的成绩最好，连续几年发行量都超100万张，其他人是50万上下的销售量，这让麦田音乐获得不错的收益。“尤其在1996年到2000年这段，只要制作比较好的唱片都可以卖到100万张以上，对拥有发行权的国有出版社来说利润也很丰厚，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保底价来购买。”宋柯说，1996年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发行时，出版社就给了他们25万张卡带的保底价大概三四十万元，这批预付款已经能满足公司的制作成本，再加上海外或其他的版权销售，麦田就有得赚了。出版社方面也不亏，通常在保底数之外再卖个五六万张就能收回成本。“所以说，如果没有盗版的话，中国音乐市场还是可以良性循环的。”宋柯感慨道。
21世纪初
CD时代 盗版挤压正版
如今的中唱等“通吃”产业链上下游的国企已辉煌不再，像星罗棋布一般的民营唱片公司也所剩无几。唱片工业在经历残酷的市场环境后，依然活着的唱片公司都在“求新求变求生存”，唱片业也呈现了资源、资金流向集中、巨头化寡头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生意人，宋柯对市场的敏感当然要超过高晓松等“感性”青年。早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他就预感到：盗版一来，唱片业随时会垮掉，这是有政策和机制原因的。因为直到今天，在唱片的发行环节，外资和民营企业仍无法“染指”，所有唱片公司都“挤”在产业链的上端。这肯定影响到唱片公司的利润和发展。而当时“版税”这一块给唱片公司的利润也很低，多数公司全指着唱片的大卖来获利。宋柯回忆道，原来“卡带时代”盗版比例还没那么高，因为卡带生产成本高，盗版比正版大概就只能节省一块钱，所以两者并存；真正到2000年后，CD成歌曲的主流载体，VCD机普及以后，唱片业就彻底被盗版打败了。当时一些唱片公司就呼吁提高卡带售价，降低CD售价来抵御盗版。“当时的国有发行体系要承担很大责任。”宋柯说，国有出版社有个思想误区，就是一直认为CD应该比卡带贵上好多倍，实际上CD本身的成本一张才几块钱。在CD刚普及的时候，一些唱片发行商把CD唱片价格定到了50-60元，这简直给盗版带来了很好的契机。1999年-2003年之间，盗版CD一下占有市场90%以上。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麦田音乐发行朴树的专辑，卡带加上CD一共卖了80万张。如果没有盗版，销量可以达到在500万张左右。本身唱片公司发展就靠几个好歌手，而好歌手在市场中都只能做到这样。我最大的感触是，作为老板，越来越不敢投入。”宋柯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