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莉莉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莉莉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莉莉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莉莉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在1937年8月离开延安；稍后，吴莉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至今下落不明。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行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惟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在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装束。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夕阳的余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蒙、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星光如洗。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