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光环下的压力
女排夺冠以后，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
越打越顺，1981年，我们一口气又拿下了世界冠军。但下一年的世锦赛就没有这么顺利。预赛中，我们就输给美国队，而且是0：3，输得很惨，姜英当场就哭了，袁指导对姜英说：“不要哭，我们还有很多比赛呢，要哭，回去哭！”
这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我们刚拿到的“世界冠军”难道又要拱手相让？当时，连胡耀邦同志都坐不住了，中南海的电话直通秘鲁。我们心里确实有压力，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但要保住冠军难度更大，既然你成了别人的威胁，人家就天天琢磨你。显然，我们在明处，大家都向我们冲击，这只是外部的压力。在国内，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败给美国队，中国女排反而卸了包袱，冠军的面子没有了，架子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背水一战。9月18日打古巴队，移师特鲁希略城，这是一座依傍着太平洋的古城，而名为“古兰希姆”的体育馆坐落在市中心。中古之战引人注目，体育馆8000个座位座无虚席，一开局就打得精彩激烈，一来一回地打了整整六分钟，中国队以二传与主攻的巧妙配合，打了个平拉开直线球才首开纪录。这是一场关键球，中国队一个球一个球地拼，一分一分地拿，终于连克三局。以后的六天六夜，中国女排果然以一局不输的战绩夺得了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而在预赛中战胜中国队满以为金牌在望的美国队却大意失荆州，连丢三局，意想不到地输给了东道主秘鲁队。
我一条腿都能赢她们
1989年，我决定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世界冠军”的高峰走下来。当年中国的“外语热”还没有兴起，我选择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只是因为以前出国比赛比较多，有一点点英语基础，后来我发现这个决定居然成了以后10多年里许多中国年轻人的选择。半年后，美国旧金山华侨建立了“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为期两年。
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还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美国队输给你们了。”这些官员挺有意思，他们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国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想法很单纯，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国，我才体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经济没有来源，而出国时，我们身边仅有几百美元。那时刚结婚，操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1989年，我决定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我是意大利排坛第一个中国队员，又是第一个以世界冠军队员的资格去那里打球的运动员。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到意大利一下飞机我换上运动服就去训练场，毕竟拿了人家挺高的工资，我得好好干。一种雇佣和被雇佣感觉很明确。不像在中国，打球是为国家争光，“五连冠”打下来，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那时候，很了不得了，万元户啊！每次出国比赛，我们的零花钱是15美元，谁都不舍得花，一点点攒着，攒到一定数目，我给家里买了一台彩电。
拿了人家的钱，我得知恩图报，要让摩德纳队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绩。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没控制好，再加上旅途疲劳，就把肌肉拉伤了，伤了也不好意思说，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来了，对方还是意大利一支挺强的队。真的，我的技术炉火纯青，不是说大话，我用一条腿都能赢她们。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我们摩德纳队拿了意大利杯赛的冠军，这是摩德纳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的宝座，当地的报纸给我的评价是：中国的马拉多纳。1991年，我决定结束“挣学费”的打球生活，再回美国。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
临危受命受邀回国
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拐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当时有美国朋友劝我：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再说，你还有那么多的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执教工作困难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尤其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想着想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了，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鸦鸦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
真的干上了，我有时会感到自己单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群男教练中，比较孤独，很多事情要靠我一个人来撑。我对每个队员都交底，我说，我既然回来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大家就得树立在世界大赛中拿奖牌的目标，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向世界的最高峰冲击，还要把亚洲的冠军夺回来。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要么不干，要干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你们都要想通了，如果你们觉得跟着郎导干，吃不了那份苦，你们告诉我，我不勉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浪费我的感情，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还给她们摆明一个道理：体育的本质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向极限挑战的精神，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
道理说透了，我就从头开始抓。在柳州集训，我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的要领都讲不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连一些基本功的问题都没搞清楚。这时离奥运会只有一年时间了。
进军奥运会之前，世界强队是这样排列的：古巴队、巴西队、俄罗斯队、美国队。那时，国际排协的杂志，还有美国的一些排球杂志，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记者的分析，是把中国队放进“四强”的。当时，国家体委给我的目标也比较客观，只要能够打入半决赛进前四名，但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进入了决赛。
摘取了1996年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这对我的执教工作便意味着“大功告成”。回国前，我曾向国家体委递交过一份书面报告，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干到奥运会，力争进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