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