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立法遇难关
多年来，学者们多方呼吁希望通过立法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政府虽然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语言法的建立，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座谈，但相关系统完整的语言法规还未出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多年来虽一直积极筹建民族语言的立法，但是目前成效也不大。
戴庆厦认为，我国语言情况很复杂，交叉情况很多，汉语的功能很大，语言的复杂性导致了立法的困难。比如规定某一种语言必须在工作中使用，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翻译，给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目前，欧盟没有规定其工作语言，几个人说的小语言也能在欧盟会议上发言，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必须有翻译，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实施的。在中国目前的物质条件下，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立法要慎重，要考虑到其切实可行性。
有专家提出出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建立保护区，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该族群说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濒危语言和濒危自然物种有很大区别，后者可以放在人为的保护圈中改善濒危状况，而人不是大熊猫，他必须生活，必须与外界交流。同时，一个民族内部还分很多支流，比如苗族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内部支系很多，苗语是采用了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语言作代表，如果立法推行苗语，同时会影响其内部小语言的生存，导致小语言被冲击，最后消失。我国台湾也有学者参与了很多挽救当地濒危语言的具体工作，比如编教材、培养本民族知识分子到当地授课等，但是他们发现，在推行一种语言的同时，会对该族群内部小语言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目前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法规条例还很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只有三条相关的明确条文，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第八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三条则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推行“双语”的好处与问题
位于云南的哈尼族是思茅地区古老民族之一，西摩洛支系主要分布在江城县的曲水、加禾和墨江县的雅邑、文武，使用西摩洛语的只有8000人左右。根据日本将濒危语言界定为使用人数在50000人以下的标准，西摩洛语毫无疑问属于濒危语言，但是戴庆厦到西摩洛乡进行实地调查时，却看到西摩洛语使用健康，保存完备，本民族人以说自己的语言为自豪，有些本族子弟外出打工、求学，回家后不太愿意说本民族语言，乡亲们还会责备他们忘本。
为何只有几千人使用的西摩洛语还没有走向濒危呢？首先这与我国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语言与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感情密切相关。我国在经济、教育、就业等领域都给少数民族以照顾和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其次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普遍聚居，很多调查结果均显示，聚居的环境相对不容易丢掉本民族语言。
但同时，在今天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整体效用有所下降。过去本民族语言占据生活全部领域，而现在只在家庭、村寨使用，学校、机关等场所多使用普通话。据了解，目前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掌握双语。戴庆厦认为掌握双语做到了语言功能的互补，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更多地和方言相似，这样一方面能满足工作、学习所需，也能够使本民族语言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丢失。语言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不过，少数民族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往往又需要选择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语言文字。戴庆厦指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即语言自身蕴含的可以实际应用的价值；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丰富的民族感情。但是当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发生冲突时，多数人往往选择语言的实用价值，放弃情感价值。例如，在辽宁省通辽市内，既有汉语托儿所，也有蒙古语托儿所，大多数的蒙古族家长往往选择前者，因为这样有利于孩子将来的升学、就业。所以民族平等、语言平等、语言和谐在我们新时期还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对具体民族进行具体分析。
“语言博物馆”的构想与实践
通过适当的方式保存濒危语言材料、保护濒危语言，加强社会大众对语言价值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特尔曾提议在伦敦建立首个“语言博物馆”。他所构想的语言博物馆将引进高科技设备，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设备看到说话时大脑的运转状况，也可以利用设备预测人们未来声音变化的趋势。为激励人们学习语言，该博物馆还将设立奖学金。而对于拥有130余种语言的中国来说，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显然必要而又迫切。
随着学界对语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语言学研究也纷纷在国内展开。目前国内语言学研究存在着一个现象，濒危语言课题的立项和实施整体协调性不够，从而造成资源和经费的浪费。往往是学者们各忙各的自留地，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资源共享，以致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出的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都是重复的。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它只是一个族群的语言，或者这些语言分布的地区很偏远，条件比较艰苦以致调查研究很难开展，所以往往被忽视。
一些学者也提出，希望国家能通过统筹协调，使语言学研究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语言博物馆。有了这一目标，学者们的研究调查就能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对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说，由于牵涉版权和其他因素，因此现在做到研究成果的普遍共享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国家这方面工作将进一步改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老而内蕴丰厚的汉字文化。其实，语言同样需要展示。建立语言博物馆，就是展示语言、保存语言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博物馆可以展示语言的种类、语言的历史、语言的演变等等，同时语言博物馆对学术研究的意义重大。博物馆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标志，它是对这个学科的高度认识和概括，通过具体的实物体现出来的，建立博物馆过程中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研究进行梳理，提高学科认识水准。此外，语言博物馆成立语料库对语言的研究、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都有帮助。
博物馆并不是随便展出点实物就能建成的。目前，我国是否具备建立语言博物馆的基础呢？戴庆厦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从20世纪90代开始，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各大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都对濒危语言进行了研究，积累了很多资料，相信很多学者也都会积极参与语言博物馆的建设；其次，第二次全国语言普查将要在各地展开，可以利用全国语言普查的大好时机，很好地利用语言普查的成果，把语言博物馆建立起来。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数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提议创建“语言博物馆”，如傅勇林、朱新均、马元、王建华等。但是，为何“建立语言博物馆”这一提议迟迟没有得到实施呢？这主要还是受语言本身的特性所制约。语言是一种声音，没有形体，它毕竟跟实物不一样。实物可以以具体形式展示，较能引起人的兴趣。而语言是无形的，最多只是有些人出于猎奇心理去听一听，由于听不懂，导致人们会逐渐失去兴趣。此外，语言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博物馆创建后将会有多少社会效应，这个也很难说。同时，记者也了解到，语言既关系教育问题又关系文化问题，而博物馆又关涉文物问题，国家教育部、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到底应该由谁来主持这一项目，也可能是造成语言博物馆迟迟不能立项的重要原因。
语言，不仅是人类沟通的工具，而且是人类文化和历史景观的特有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之中。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家，人们将在何处安顿自己的文化乡愁，又将到哪里寻找曾经让自己无限感动的乡音温婉、笑语嘤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