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衰退的背后是文化的失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徐世璇教授1994年在云南边疆调查时，方才得知当地还有一种以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语言——毕苏语，使用人口大概5000人。之后，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对这种语言的研究成果，这引起了一位美国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随即他们共同申请课题，希望能用精确先进的数码技术记录下毕苏语。
当2002年徐世璇偕同美国语言学家再次来到当地，除了惊异于当地的变化太大之外，更让他们遗憾的是，8年前曾给徐世璇讲过故事的李老汉，如今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了——老人目光呆滞，眼睛浑浊，一场疾病夺走了他一口流利的语言，也夺走了毕苏语的许多文化财富，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再也找不到能把本族语民间故事说得像李老汉那样流利清晰的人了。徐世璇对此心痛不已，在她看来，一种语言的衰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这个族群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随之消失。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所说：“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
很多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工具，因而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和白的认识和其他民族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透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与物种的消失相类似，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但相对于物种来说，语言是无形的，它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自身价值。这也是语言没有像濒危自然物种那样受到重视的原因。事实上，保护自然物种也是经过动植物学家数十年的呼吁和努力后才形成了今天的共识。因此，文化资源要引起公众的关注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
固然，任何语言都具有交际和文化载体两个功能，但是在当今社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小语言（弱势语言）的交际功能正在日益萎缩，因而从实用的角度看，这些语言确实比不上通用语言。因此，只有从文化价值的高度去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才能唤起公众的共识。
“挽救”与“抢记”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关注“濒危语言”问题。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30多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并且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此后国内各界人士对这一国际热点问题日益重视，并且逐步达成了共识。近年来，既有政协委员也有高校教师、社会媒体，都开始呼吁保护少数民族宝贵的语言，高呼“濒危语言亟待挽救”，此种显现的是急切而又担忧的心情。
但是，只有几十人能听懂的语言，还能恢复原来的交际功能吗？面临“濒危”的语言真的还能被挽救回来吗？
对此，戴庆厦解释道，一种语言真正达到濒危状态，要想挽救已经很难，能做到的更多的是对濒危语言的抢记。因此，挽救保护应该在“语言衰变”时期就开始，而语言衰变主要指其交际功能发生变化。在旧社会由于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少数民族的语言占据生活的全部，不管在家庭内部还是社会场合都是主要的交际工具。可现在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民族语言使用范围日益缩小，一般只局限在家庭或村寨内部使用，而学校、机关等场所则多使用普通话——就这样，本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开始逐渐下降。打个形象的比方，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区别，就像前者是一个癌症病人，得了不治之症，无法挽救，而后者只是得了高血压、肝硬化等重病而已。因此，就这个定义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目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变。
徐世璇也认为需要慎重对待“挽救”一词。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濒危语言的复兴与挽救计划，但是成效甚微，目前世界上做到成功挽救的只有希伯来语，而这是用巨大的经济代价换来的，而且未来的发展仍不能确定。一种语言不能等它濒危了才采取抢救措施，而是应该从现在起就要提倡双语，从现在就开始强调不要丢失本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文化价值上是平等的，它们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把本族群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语言是极其错误的。很多语言的衰变，都是因为本族群人自己在放弃。如果能增强全社会的文化意识，珍惜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重视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一些语言就不会这么快地衰退，也不用花更多人力物力去挽救。如果能唤醒全世界人们对语言文化的重视，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成功挽救了一两种濒危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