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前，已经确立了召回制度，要求企业发现缺陷食品后主动召回。但在“三鹿事件”中，尽管今年3月已有患者投诉，相关企业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问题奶粉”继续流入市场，直到9月份事态严重恶化，才召回部分市场产品，但已付出了本可避免的惨重代价。由此可见，召回制度不能仅仅依赖企业自觉、局限于企业的自主行为，在企业不能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时，应由政府监管部门出面“责令召回”。“主动”与“强制”相结合是召回制度极具现实意义的改进，亦是三审稿的一大亮点。
耐人寻味的是，三鹿奶粉曾是享受“免检”待遇的放心产品。但事实却证明，自1999年起施行的免检制度已异变出巨大的监管漏洞。“三鹿事件”曝光后不久，国务院已断然废除食品免检制度，而《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稿则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确认食品“免检”从此走入历史。
此外，针对“三鹿事件”发生后的瞒报缓报、拖延处理、应急不力等问题，三审稿还对报告制度等作出重大修改，进一步完善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置机制。
透视《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稿，制度改进与“三鹿事件”之间的“针对性”关联清晰可见，而“三鹿事件”“问题奶粉”等等，亦成为立法审议过程中的高频词汇。
按照通常的立法程序，一般的法律案经三审后就会通过，但《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过后，仍将反复打磨，立法的审慎和精细超乎寻常。可以肯定，“三鹿事件”已成为食品安全立法的一个关键节点，注定要在立法史上留下一个特殊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