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以北京奥运为节点，中国国家公关正从消极防御阶段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进而转向相持、对话阶段。在构建国家公关“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需要锻造国家公关的三种武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国家公共关系长久以来有一个困境，就是公共关系本身名声不好。要讨论国家公共关系，先得为公共关系正名。公共关系此前经历了宣传、说服两个时代，而笔者一直在倡导的概念，就是公关为对话而生。与此相应，在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时代、冷战中的说服时代后，国家公关也迎来了如今全球化状态下的对话时代。
国家公关，就是权力和利益博弈背景下，国家之间、国家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行为。经历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奥运圣火海外传递、“5·12”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公关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的核心话语。这是国家现实发展需要决定的。
从历史上看，国家公关也是建国60年来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我们不但要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市场的博弈，还要作为一个表达的主体，和世界共同协商公共事务。
此外，世界也需要一个在公共关系上成熟稳健的中国。在如今全球一体化、核武器相互制衡的时代，秉持“求同才能存异”的公共关系，是相信对话比对抗更好的治理型态。而在国家公关中，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甚至有时候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国家公关：从防御到对话
中国国家公关并非速战速决的博弈，而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持久战”。 毛主席认为，持久战要经历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和反攻。从国家公关的战略层面看，防御又分为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我们把相持阶段又分为势均力敌所造成的对峙，以及力量均衡带来的对话，反攻阶段则分为出击和征服。
2003年的非典，随后的吉林石化爆炸、中国制造危机，到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国家公关在奥运召开之前，都是消极的防御战——先是被骂、然后沉默、再反弹。
但以北京奥运为节点，中国国家公关正从消极防御阶段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随后的毒奶粉事件中，中央政府对内雷厉风行、对外坦诚直率，就是向“相持—对话”阶段迈进的个案体现。同时，在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力主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而这个秩序所依凭的，正是各方相互尊重、共同担当的有效对话。
处于哪个阶段，决定了国家公关应该采用哪种做法。之所以说还处于国家公关的防御战阶段，就是给国内更多的发展时间，给国际更多的接纳空间。因此，我们既不能彰显相持、反击阶段时的强硬，也不能继续消极防御阶段中的无原则的妥协、不节制的内敛。
国家公关“统一战线”亟待构建
西方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单一由政府主导国家公关的局限，因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便成为“谁来进行国家公关”的基本思路。
反观拉萨“3·14”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海外传递，中国国家公关在早期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政府处于孤独支撑状态，导致国家外交部与CNN这样一家文化商业公司的争辩一再上演。好在新的传播技术造就了强大的民间“网军”，海外华人也从西方社会的角落走到台前，以西方人不得不正视的姿态、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对话。
中国的国家公关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多元的表达主体。国家公关的“统一战线”，包括组织化的各类NGO、大众媒体，也包括学术精英、社会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还包括因特定公共议题而临时聚合起来的社会公众。同时，海外精英、公众作为第三方话语同盟不可或缺，而一批专业化的、高端的、创新型的公关人才更是亟待造就。
在构建国家公关“统一战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锻造国家公关的三种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