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事件引发国家公关反思
2009年1月29日，拉萨八廓街，游人如织。
在给西藏旅游业带来重创的拉萨“3·14”事件10个多月后，阴云已然渐渐散去。但正是拉萨“3·14”事件所带来的一个个沉甸甸的问题，引发中国国家公关的反思。
为什么3月14日当天，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国务院新闻办此后多次召开记者会，但BBC、CNN这些向来以“公信力”自我标榜的西方媒体，依旧公然造假？
“从国家公关的视角看，这是一场西方发起的舆论合围。”胡百精解释说。
胡百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整个事件中，我们梳理了西方媒体及其他们的信息来源。他们实际上秉持着三个报道框架：第一是意识形态框架，这其实是冷战思维的延续；第二是利益竞夺的框架，中国崛起必然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的再划分；第三个是人道主义或者说普世主义框架。西方很在意人权、宗教、自由这些概念。国家公关的竞争，也是这三个框架上的竞争。”
但很遗憾，在拉萨“3·14”事件早期，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与达赖集团争抢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外国媒体记者被迅速“请”出拉萨。 不仅如此，在拉萨“3·14”事件发生后的头两天，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权威媒体的报道外，其他媒体几乎是一片沉默。
“我们的信息公开还存在反复，是‘3·14’事件早期我们吃亏的一个重要原因。要避免一出事，就让自己的媒体首先失声，这样我们就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信息来源的资格。”胡百精说。
圣火传递凸显话语权争夺
如果说拉萨“3·14”事件让中国大部分公众瞠目结舌，那么随后发生的奥运圣火海外传递被干扰事件，更让我们措手不及。
2008年4月1日，北京奥运圣火开始全球之旅。但从伦敦到巴黎、旧金山，奥运圣火所到之处受到严重干扰。与此同时，西方对华舆论攻击愈演愈烈。
“达赖集团和其他反华势力发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价值层面，上讲天理，下讲人性。虽然他们所描述的事实充满漏洞，却能够俘获人心。”胡百精分析说，“比照之下，我国的对外信息发布更强调事实论据，譬如始终强调数十年来对西藏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经验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事实经常被来自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民族情绪打垮。”
不过，针对西方发起的舆论合围，国内的政府、媒体、知识精英甚至包括民众，开始从容应对国家话语的框架竞争问题。圣火传递被骚扰事件发生后，海外华人迅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这股民众自发的力量，还充分体现在了国际互联网上。一大批中国“80后”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用先进的方式和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传达中国人的正义声音。
“通过拉萨‘3·14’事件及奥运圣火传递风波，我们意识到国力不是国家公关的唯一因素。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要靠事实说话，要靠实力说话，随后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话语在构建这个世界的秩序。”胡百精总结说。
地震与奥运：国家公关初试
话语权的争夺，是拉萨“3·14”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风波带给中国的最大启示。而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吃一堑长一智”的表现，让西方吃惊不已。
“官方新闻机构不断发布最新报道，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2008年5月13日的英国《卫报》如是报道。
“在地震中，我们提出‘快就是政治’。地震的应对过程，积累了中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宝贵的制度性财富。”胡百精分析说。
如果说地震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尚属紧急反应；那么筹备7年之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中国国家公关能力的初次全面测试。这场结合了中华文化传统元素、现代发展符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盛典，促使海外公众撇开固有的成见，用平和的心态审视和重新“发现”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
“我们一直在主张构建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胡百精说，“北京奥运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以文化的姿态面对世界、参与世界的时候，世界对我们的接纳度最高，我们获得的反响也最强烈。”
的确，在北京奥运这次全球性的媒介事件中，中国无疑掌控了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家公关时不我待
2008年岁末，中国国家公关在话语权的争夺上，更是初露锋芒。
12月4日，针对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与达赖会面的举动，中国首次警告将对法国经济制裁，甚至推迟举行中欧峰会；12月17日，据法新社报道，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再不改革其经济体制，我们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谁的话语越强势，谁就能在特定议题上占据上风。中国国家公关要竞夺和建构的，正是国际话语权。”胡百精分析说。
2009年，又是中国一个特殊意义的年份：3月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拉萨“3·14”事件一周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6月的1989年政治风波20周年以及10月的建国60周年。
这几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段，加上经济危机导致的东南沿海多家工厂倒闭、600多万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性事件高发等诸多现实问题，无疑将再次考验中国的国家公关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