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培林被认为是温州“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他登记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但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温州,他还算是个保守派。
近几个月来,方培林的电话多得接不过来,找他的人多数是浙江当地的中小企业主,目的大都只有一个——借钱。
当前,融资难是浙江温州等地一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受今年国家货币政策从紧、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最为活跃的浙江温州等地,大量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甚至关停破产。身为温州首家担保公司董事长的方培林,自然成了一些老板们的“救星”。
在民间金融这一敏感领域,方培林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1984年,他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私人银行——“方兴钱庄”。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又立马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因此,方培林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
也许是国家“洞悉”到了浙江的不易,同时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年5月,央行及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江浙等地试行组建小额贷款公司;8月,央行又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建议给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并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9月下旬,浙江经过审批的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即将浮出水面。蛰伏了多年的民间金融,由此看到了一线阳光。这一刻,方培林已经等了24年。
镇政府“特批”的方兴钱庄
方培林给人的感觉并不像个商人。聊起天来,他满嘴都是“中央某文件中说……” 有的法规几乎是脱口而出,他桌上放着厚厚的《担保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翻开来几乎每页都有圈圈点点,俨然一个学者做派。
通俗地说,方培林目前所从事的担保业,就是“替人借钱”的工作。“我去年一年的借贷量就是1.5个亿!”说起去年的业绩,方培林难掩兴奋。事实上,方培林“玩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那个时候,方培林的老家温州钱库镇以及整个温州个体商业飞速发展。方培林有个朋友做塑料生意,每天忙到镇上的狗都回窝了,才收摊回家。可回到家里,却要为把白天收进来的钱藏在哪个“保险”的墙角犯愁;而镇上的水果商贩,每天早上去城里进货,手头经常缺一两万的资金,可一去银行,不是银行没有开门,就是耽误上一整天也难拿到钱,只得四处求人。
当时还在一家国营医院当会计的方培林从中看到了商机——开钱庄,以高利率吸收资金,再以更高的利率借出,赚取利差。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钱庄这种“不劳而获” 的行当早已在新中国建立时就销声匿迹了。方培林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镇里专门召开了一个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对他说:“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钱库钱庄（后更名为方兴钱庄）。”
1984年9月29日,钱庄开张的第一天,方培林在门上贴出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更为灵活的存贷表:定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活期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款利率为月息1.8%—2.1%,视情况而定。而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民间借款则高达3%—5%。方兴钱庄选择了中间道路:比银行利率高,比民间借款利率低。
钱庄开业第一天便顾客盈门。不料第二天,当地国有银行就上门查封。但镇上的领导是个“改革派”,出面力保钱庄。方培林的钱庄很快重新营业。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方兴钱庄24小时随到随存、随到随取;利息按小时计算。方培林夫妻俩就住在钱庄,每天笑吟吟地收进小商贩们的大把零钱,乐呵呵地将崭新的整钱贷给商贩们去进货。“到1985年,钱庄每月利差收入就有五六千元,零头都超过我在国营医院的工资了。”方培林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尽管如此,方培林的心却很难真正放下来。自从第一次银行上门来查封,他就已经意识到,他的“非正规军”身份终究是道难以逾越的槛。
为了获取合法身份,方培林多次向政府发出请求。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市委领导专门签字,让工商部门给方培林发了营业执照。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也向国家总行打报告为他申请“金融许可证”,最终未能获批。但不可回避的现实却是,当国有银行不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时,势必将部分市场份额“让给”民间金融。方培林坦言,“因为有市场需求,又得到镇政府的默许,所以老顾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每年资金周转总额高达500万元。”
直到1989年,村村镇镇都开始设立农村信用社,方培林琢磨这个生意不好做了,于是把一笔笔存款亲自送回到每家每户,关闭了钱庄。拿着几年经营钱庄赚的钱,方培林每个交易日都到证券公司“无聊地打新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