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我国改革即将进入30年。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宏大事件，可以用“理性”、“渐进”和“起飞”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中最核心的是，这场大改革中透射出的理性光辉。
●尽管我国经济转轨进程还远未完成，但回过头来看，毕竟为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过去30年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
●过去30年的改革理性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坚持实践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第二，清醒地判断我国所处的阶段；第三，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第四，卓有成效地营造改革共识；第五，注重改革的协调和领导。
●渐进式改革是这场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改革。渐进式改革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必须与制度不完善长期相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在多个层面上反映了我国近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推进全面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实质性突破，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变。以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改革到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部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使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革到位；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2005年8月，所参与执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第一人口大国30年实现经济起飞是世界经济历史突变
主持人：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大话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今明两年很特殊，明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今年召开的十七大又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走向指明了路径。在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瞻前顾后，也许是必要的吧。
方栓喜：是的。经济工作其实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
从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我国改革即将进入30年。此时对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变革进行回顾，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从我们的研究看，我觉得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宏大事件，可以用“理性”、“渐进”和“起飞”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我认为其中最核心、也最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是，这场大改革中透射出的理性光辉。
作为回顾，先说“起飞”。作为改革开放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起飞阶段。
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第十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四位，今年应当能够超过德国而位列第三。这样的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经济起飞所涉及的人口比过去西方经济起飞时所有的人口总和还要多。
现在，我们还只能从一些直观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变化中感知到一些国际性影响。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崛起而改变。
这一点，我认为仅凭现有的估计和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是非线性的变化，在短短30年中，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实现经济起飞，也算得上是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突变。
30年改革奠定了我国经济起飞的制度基础
主持人：照你们的研究，触发中国经济快速稳健起飞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问，中国经济这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方栓喜：我先亮出我的看法。我觉得是制度、制度环境、制度基础。
现在，尽管我国经济转轨进程还远未完成，但回过头来看，毕竟为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过去30年的改革从如下几个方面大大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一，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
这是我国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基础，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人们吃饱饭，并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后来我们能够在体制外发展民营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前提。
第二，微观领域的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竞争的局面，经济活力大大增强。
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为更高效率的民营经济取代，其它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效益大大提升，民营外资经济蓬勃发展。这就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微观基础。
第三，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组织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
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倾向，再加上GDP政绩观的作用，大大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参与全球化进程。
在前期有效地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在后期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第五，金融体系从财政体系中独立出来之后，进一步市场化。
资本市场的形成、商业银行的企业化，开始使资本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
但上述分析并没有区分时间因素。事实上，上述五大因素在30年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展开并发挥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长期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性因素中受益。
比如说，最初是农村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很快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制度的潜能虽然发挥到了顶点，但其成果是稳固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会再有粮食生产大面积滑坡的现象。
当这种体制性所能够带来的增长动力释放完后，又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私营、外资经济大发展，这是又一种体制推动力。
新世纪之后，加入WTO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改革是一种不间断的改革，在过去30年中，如果有哪一个阶段没有新的改革举措出现，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大发展大繁荣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