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线上长出的黑瓜’”
1960 年初，何占豪在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接到中央交响乐团电话，说是乐团将派车来接他到一家酒店，李德伦要宴请他。原来，李德伦在北京把《梁祝》带到了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演出，发现群众非常欢迎，《梁祝》已成为他每场必演的保留曲目。
“在那个年代，酒店宴请是相当高的待遇。同时参加宴请的，还有乐团各声部的首席。我非常不好意思，嘴上虽然没说，但心里已经感觉到李先生宽阔的胸怀。”“文革”开始后，《梁祝》被打成“大毒草”，李德伦以大众欢迎《梁祝》为据，与“四人帮”面对面理论，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后来听说这些，让何占豪肃然起敬。
“文革”的突然降临，让何占豪“思想上糊涂了”——为什么好的作品一夜之间成了坏的作品？忆起这段历史，何占豪并未流露太多苦涩。“当时还是相信中央的决定都是正确的。让我劳动，我就去劳动。没进监狱，就算不错了。”
何占豪被下放到养猪场养猪，但他对自己很放心：没有旧社会历史，没有海外关系，出身是农民，自己的问题顶多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养猪场，不让写作品，他还能给大家说说相声。一次开批斗大会，何占豪被要求“讲讲自己什么身份”。何占豪站在台上，只说了一句：“我是‘黑线上长出的黑瓜’！”全场哄堂大笑，群众的确没有把他当做外人。在这段时间里，何占豪还编写了一些儿童小提琴作品，后来成为教材。
不要轻易说“经典”
“文革”结束后，何占豪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等作品。上世纪80 年代，歌星徐小凤那首风靡一时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由何占豪作曲。但《梁祝》 50 年来散发的光芒，几乎盖住了何占豪此后所有作品。
“音乐根本上是表达人的感情的。它不仅能表达个人感情，也能表达一个群体的感情。”何占豪始终强调，《 梁祝》的诞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提倡‘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我、丁芷诺、陈钢三位作者，就是三只小蚂蚁，三只比别的蚂蚁卖力一点的小蚂蚁，不是什么天才。千万别吹！”
今天的何占豪仍然热心音乐事业和社会活动，当有人讨教如何谱写经典时，何占豪皱起眉头，沉默片刻：“唉，我曾经不大喜欢经典这个词。现在自吹自擂、随便把这个词搬出来用的，太多太多了。”对于当今音乐界人士只闻其大名、不知其作品的现状，何占豪不甚满意。
“是否科班出身、受过专业教育，也许都不重要。你看中国最著名的作曲家阿炳、聂耳，几个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但他们的作品饱含感情。”略一沉思，何占豪还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经典的诞生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人民大众所接受的作品，能够被大众所喜爱和传唱；二是在社会上能够产生些效益，留下独特的社会价值；三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记者 卞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