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乐团试奏“小梁祝”
“当时我们作为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想法确实淳朴：创作不但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还要攀登世界高峰。”50 年后的今天，何占豪谈起当年的价值观念，流露出诚恳的态度。50年前，中国学生在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时，“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我们并不比外国人笨，但音乐水平确实比人家落后。
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乐团到上海音乐学院访问。这支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乐团友好地表示，愿意演奏中国的四重奏作品。交流会上，中方陷入沉默，因为国内尚没有像样的弦乐四重奏。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她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把何占豪的“小梁祝” 摆到了桌面上。
“我当时很着急：‘你不要乱说！’因为我自己知道那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谱子就随手写在一张破纸头上。”何占豪打退堂鼓，又被学院领导推出去：“你一个学生，怕什么？拿出去就拿出去了！”
令何占豪没想到的是，当晚，捷克斯洛伐克乐团就提出想在上海锦江饭店试奏“小梁祝”。何占豪提供的乐谱，画满了体现民族风格指法的符号，乐团看不懂，特地前来请教。这让何占豪信心大增：“没想到他们对我们的民族风格如此重视，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
有这样一个细节。四重奏所需的大提琴乐谱指法，何占豪自己不会画，他特地请一位从小学习大提琴的同学帮忙。这位同学听说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乐团画指法，非常激动：“好嘛好嘛，从小学琴，指法都是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师给我画出来。现在终于轮到我给他们画了！一定要画得难一点，难得拉不起来！”如今回想起来，同学这句孩子气的玩笑话，折射出当时年轻人急于证明“我们并不比外国人差” 的普遍心理。
“化蝶”不是封建迷信吗？
1958 年，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钱俊瑞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视察。他听了“小梁祝”后，认为“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是一条新路子”，希望年轻人继续探索下去。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向何占豪传达了他的意见。
“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对于小提琴专业的何占豪来说，作曲始终是‘业余’的，他并没想过要写大型的作品。
时逢上海音乐学院筹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曲目。实验小组提出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梁祝”是最末位的选择。孟波看了之后，在“梁祝”上打了个勾。
“孟波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觉得小提琴如泣如诉的音色，更适合表现一曲浪漫的爱情故事。”何占豪说。孟波的选择，无疑是冒着风险的。在“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一个以古典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是另类中的另类。
1958 年底，学校安排何占豪和作曲系的学生陈钢等人合作，共同完成《梁祝》的创作。为了创作，几个年轻人挑灯夜战，困了在自来水管上洗个头。但在初稿中，《梁祝》并没有后世传为经典的“ 化蝶” 章节。 孟波审听初稿时发问：“ 为什么省去化蝶？”何占豪回答：“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回忆起当年的自己，何占豪亦感到幼稚。孟波笑着向两个年轻人解释：“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你们不但要把‘ 化蝶’ 写好，而且要写得美。”孟波的关键性意见，助推了这个传世作品的诞生。
蹁跹蝴蝶飞遍全国
《梁祝》首演成功后，报纸报道消息，电台播放音乐，上海刚刚组建的电视台前来拍摄电视新闻。新华社称之为“ 中国自己的交响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如一只蹁跹蝴蝶，飞遍全国。
“我们收到了很多来信，有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他们好多人写信，不是祝贺，而是感谢。信里常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但现在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来信中提到，听到“楼台会”一段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些消息让何占豪和实验小组的成员很高兴——写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他们的心愿实现了。
与此同时，圈内也有评价不高的声音。1959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中央交响乐团指挥家李德伦对《梁祝》发表看法：“这只能算个小 piece (小曲)，不能称为协奏曲。”这个带有贬义的评价一下在上海音乐界传开了。对于这位师长权威的评价，何占豪期待有机会向他解释和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