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问心无愧)，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包拯却“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所以开诱他时”。“此之为患，岂谓小哉!”欧阳修的看法当能代表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本心)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他的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他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大思想家李贽也认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道德，不知通达权变，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焚书》卷四)。清人王弘的笔记《山志》说的更为直白：“海忠介公瑞开府江南，意在裁巨室，恤穷间，见稍偏矣。卒之讼师祸猾乘机逞志，告评横起，举三尺而弃髦士，遂成乱阶。三吴刁悍之风自此而长。予尝谓忠介公清见劲节，无不可及。然为政之道，贵识大体。使海忠介公当国，吾不知其竟何如也。”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尽管海瑞有良好的愿望，但他治国施政的方略和措施却往往是不现实的，不但无法收到他所期望的良好效果，而且还会成为新的致乱之源。《明史·海瑞传》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是公允的评价。
清代的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这时对清官的任用就要多费思量了。《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皇帝是深明对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第二回)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是个有正气的”。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为自己取号“刚峰”就很能体现他的性情。而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出，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民间广为流传的“海瑞杀女”的故事更加深了人们对他惨刻性情的印象。明人姚叔祥《见只编》云：
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笔者按：海瑞除外)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