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党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