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的晚上，我在舍间设宴招待一位美籍技师和几位香港来的同事，与宴者一共两桌人。阮女士请假那天，我曾口头邀请了她，那晚她到得特别早，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的宴会。筵席虽然十分简单，宾主尚能尽欢，阮女士始终坐在席上，谈笑风生。在席散之后，她临别吻了我的内人和铿(黎铿，黎民伟四子，当年著名的童星)、锡两儿，特别是阿钖，她伏在小床上连吻了两次，出门之后，又回进房来吻了一次。这在她平时也是如此，那时我们以为是她太高兴了，谁也看不出半点异状。哪知过了八个小时，竟得到她服毒的噩耗。
而据说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江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时，已是3月8日凌晨1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到家时，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而后来当被发现时，现场有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黎民伟3月8日的日记这么记载着：“早6时忽接唐季珊来电话云：阮染疾病，请即代觅医生来卡尔登戏院旁之邹岭文医生家。伟即漱口，牙盐盅盖坠地粉碎，予心知不佳，即找陈继尧医生、陈达明医生往救，无进步。闻她自宴罢归家，曾请其母煲面与她食，其时擅服安眠药，并写下遗书两封，乃摇醒季珊，问他是否当她为妻，并叫唐给她最后一吻，唐始觉诧异，遂雇车送她往四川路福民医院，唯该院夜深无医生(阮前曾服安眠药亦送福民医院救活，故此次其母亦命车送她到福民也)，遂转送邹岭文处救治，各医见无进步，乃于午间送入中西医院，至晚6时半与世长辞矣……”
阮玲玉的自杀，是起因于情爱的纠纷。阮玲玉，广东人，父亲早逝，家境清贫，靠母亲为人帮佣过活。1925年初，母亲为雇主辞退，生活陷于窘迫，这时张达民慨然予以资助，故阮玲玉乃以终身大事相许，不久两人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居。后来阮玲玉发现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很快将其父的遗产挥霍殆尽，屡屡劝之，但张达民却依然故我。而此时阮玲玉因主演电影《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张达民一次次地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因张达民有恩于她，曾苦口婆心去劝张浪子回头，但张达民并不为所动。这使阮玲玉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自杀未遂。1932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阮玲玉的关系，才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性喜玩弄女明星的唐季珊对她垂涎已久。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及银弹攻势下，1933年3月，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及养女小玉，开始与唐季珊同居。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就阮玲玉、唐季珊方面而言，以阮玲玉、张达民两人从未举行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请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而唐季珊也反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
张达民一气之下，再控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妨害家庭。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就在此时，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逼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于是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刻毒讽骂。于是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在阮玲玉短暂的二十五载的岁月年华中，她主演了二十九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她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地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是的，从真正的遗书观之，张达民的无理纠缠，唐季珊的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另结新欢梁赛珍，都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也因此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辞，并非阮玲玉自杀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