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