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求贤”成笑柄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是遴选人才的正途。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从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翻墙出逃，从墙上跌下，有一个卫兵背着他跑……事变结束后，这名普通的卫兵一跃成为少校。
行政院某部有个科长，是凭参加陈其美肇和军舰起义以“特殊贡献”的资格而任用的，其实起义时他还是个黄口小儿不足10岁。
财政部有一个局长以筹集国民党的经费有功而提拔，他的部下感到此人庸俗不称职，一查他的底细，原来他是孔祥熙在山西开设的钱庄的总管家。
标榜“为国求贤”的戴季陶同样任用亲属。他有个外甥叫宋香舟，在戴的家乡四川广汉县担任小学校长。戴任考试院院长后，宋香舟从家乡来投奔戴，以跟随戴“革命”有功为名，一跃而为铨叙部掌任用大权的甄核司司长(简任级大员)，后来还转任考试员的主任秘书。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病逝后，他没有续娶，说为了尊重原配夫人的恩爱，而他与一个年轻姑娘同居。这姑娘姓赵，人称之为赵小姐，她是钮有恒的表侄女。她虽年轻倒懂得培植私党，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让戴季陶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职，而院、部、会内的大小官员，无不敬之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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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有“特殊著作”的人才，更是笑话百出。有的收买别人写的著作拿来送审，有的以重金雇“枪手”代写，有的以祖先的遗稿充作自己的著作，也有转抄一些古籍或绝版著作，甚而有剽窃、抄袭过期报纸杂志的文章改头换面来送审。这些“著作”的审核，都由考试院内有作典试委员资格的人审核，不送外面的学术机构。审核人员有时也要以公正出现。蒙藏委员会有个简任级处长，原是卫立煌部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处长，考试院铨叙部搁置对他的任用不予通过。这人请一位文官考试出身的人写了篇《五五宪章的政治制度》的论文，并在行政院主办的《政治研究》上发表，就用这篇文章送审；一面又疏通承办人员不予留难，又打听到审查人员，送了相当的礼物，结果顺利通过了任用案。
按《文官考试法》规定，凡经考试录取人员分发到各部门都应“尽先任用，遇缺即补”。但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委员会、局并不欢迎这些人员，因为这些人员毕竟是“正途”出身的，大都经过一番苦学磨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像原来机关的那些因人成事、庸碌无能的人员，他们去了自然会影响到这些人员的位置。于是对考试人员进行排斥，即使收下的宁可给钱养下来，任其投闲置散。一、二两届考试录取人员有七八个人分到内政部，长久得不到补缺，后来桂系(广西派)的黄绍竑担任部长、甘乃光任次长，这些候缺人员才得实授。
而别的部门中分去的考试及格人员在遭到歧视后，就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内容略云: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投闲置散”，实令人心寒。身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闻此事后竟袖手旁观，不加一辞。对这样的事或回避或迁就甚至变更法令逢迎豪门。财政部荐任秘书出缺，不补分发去的高考人员，补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送报铨叙部没有通过任命。孔祥熙又把孔令侃改为“特务秘书”。国民政府的官制里无此官名。
铨叙部去请示戴季陶。戴沉思半晌说:“公务员任用法应该改了，秘书可以改为不受任用资格限制的职务；高考人员‘尽先任用’的规定，应修改成‘考试人员与非考试人员轮流补缺’。你们照这办”。在场的人听了不禁愕然。“这不是逢迎孔祥熙嘛，毕竟还是财神的力量大！”至于考试人员的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怕扩大影响，令各部会每一科设两名科长或增设荐任科员安排考试人员，这非驴非马的安置，众人仍不满意。戴季陶训诫道:“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这一下堵住了众人之口。所谓“为官求贤”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