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后，戴季陶就一直追随蒋介石，有人说他对蒋一贯是“逢君之恶”、“长君之恶”。1948年底，戴眼见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对前途绝望。一天夜里，同于右任长谈，于谈到戴同蒋的关系那样深，蒋有不对，戴也有责任。戴听此话，大受刺激，乃服大量安眠药而死。所写遗书，次日被孙科拿去送往奉化给蒋介石看，即如石沉大海。
官制官规官俸齐出笼考试院初建，戴季陶励精图治，颇想有番作为。全院只有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有冗员闲曹，年终考核，就被淘汰。有位汪振国先生，他的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他从外地来看那位同学，被拒绝，因为办公时间概不会客，只能在星期日到同学的家里去。那同学说:“每天八小时工作是极紧张的，就是准许会客也实在抽不出时间。”
考试院的内部建设已具规模后，就着手建立各种官制官规。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经多次修改，于1933年通过立法程序，由国民政府公布，称为《公务员任用法》。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的一部官制官规的基本法。接着又先后颁布《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官吏服务规程》、《文武官员宣誓令》、《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这样官制官规就更为完备。这些官制官规虽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精神是“重法制，杜倖进，禁贿赂，惩贪污，天下为公，用人唯贤”。如1933年颁布的《官吏服务规程》中规定:“官吏须诚实清廉，谨慎谨勉，不得有骄纵贪惰损失名誉之行为，官吏不得假借权力以图本人或他人之利益，并不得利用服务上之机会，以加害于人；官吏无论直接间接均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债交易所一切投机事业；官吏对所属官员不得推荐人员，对其主管事件，不得为亲故关说请托；官吏不得馈受财物；对涉及本人或亲属的案件，应引回避。”这样的内容与精神，可说不错。当时国民政府确也锐意改进，其目的无非想长治久安，无奈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官风败坏，江河日下，终于导致最后败亡。
为杜绝官场腐败，当时国民政府还实行高俸养廉。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官俸标准时意见分歧。一派人认为官俸如定得过高，人民不堪重负，而官吏收入与人民收入差距过大也不相宜；一派人认为官俸如不高就不足以养廉。几次讨论都没有共同意见，一度搁浅。然而后来定出的官俸仍是相当高的。特任官(如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中的部长、委员会的委员长)的官俸每月800元。又如简任官(共八级)，一级(中央各部部长、各省省主席)为每月680元，二级(各部司长、各省厅长) 640元，以下每一级递减40元，最低简任8级，400元。再以最低的委任官来说，第一级月俸200元，最低的55元。从当时的币值、物价与社会人均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每月生活费 10元就可维持。士兵每月只有3元伙食费。当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薪金60元，维持三口之家并不为难。这样看官俸标准实在不低。而事实上并未起到养廉作用。
考试院最根本的职能是文官考试，这个职能发挥得好，自然可以选拔品德与才学俱优的文官。然而考试院建院20年，历届经笔试及格的总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考试与录取引出种种弊端与笑话。
文官考试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都充满封建复古气息。高等文官考试，相当于科举的会试，会试录取者称进士及第。古时殿试前三名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三鼎甲。身经考试院文官考试的人，也都感到与封建时代的殿试气氛相似。司其仁老人作了现身说法。
1931年7月，司其仁参加了考试院成立后的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这次考试筹备日期之长，动员人力之多，远远超过清末的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可说是最隆重的一次考试。”司其仁说。
考生先要报名(考前两个月)。在应考申请书上，考生不仅要填本人简历、报考种类等许多项目，还要填写三代祖先的姓名，并出具毕业证件和服务证明。资格审查合格者，才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及合格通知书。
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典试委员长由考试院长戴季陶自兼。他为了过主考官的瘾，自称为主考官，并说仅任这一次，今生决不再任第二次。于是对内对外行文或发榜，他都用主考官名义，连事先印好的典试委员长用笺也一律换掉。为显示首届考试的意义重大，戴又对外宣布“开科状元”将得到破格任用，建议政府任命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名额不过30人左右，足见宠信之重，消息传出，应考者跃跃欲试都想夺魁。
首届文官考试时，当时考试院的闱场没有造好，而是选定八府塘的一处大的房子。采用扃(ji ng)闱(封闭)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发生一起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文官考试还是采用扃闱制，也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重要事情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做了个表面文章，汪院长商请戴院长再经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公务后，当日下午5时再入闱。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