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 仍然要“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 九岁之后, 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 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 也还是剥夺了她们做女儿、做姐妹、做嫂嫂、做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徽、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基之年起, 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 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 , 也就是说, 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 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妻道” 里又写道“ 妻道在三从, 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 自求家道苦”。 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 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 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 从此兆祥祯。” 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 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 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这么一些教条, 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 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 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 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 比如“生杀由天子” , “只有媳错无爷错, 只有婶错无哥错” 外,对宫中所有妇女, 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 的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 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 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 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 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 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 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 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 有个英国军官, 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安排, 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 “有两妇人私相诽谤政府, 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 一经报告, 两妇立即被斩首” 。这两个妇女, 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 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 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 在清政府统治下, 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 就觉得那是相当“ 自由安乐” 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 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 还是禁不住说了, 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一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 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 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 空前残酷的迫害, 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 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 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宜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 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 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 但她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 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 洪宣娇在内江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 彻底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 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节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 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 但从总体上看来, 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著和“历史正剧”, 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 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 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 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 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