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颗相似得惊人的巨星—震古烁今的康熙与彼得大帝。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他们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
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把各自的国家带入了鼎盛的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国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
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并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对此，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呢？
一
康熙和彼得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具有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所以，父亲顺治帝对他的到来并不十分在意。出生不久，他又遭到当时被人们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了下来，却从此留下一脸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所幸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他，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
幼年的不幸，砥砺康熙更加勤奋地学习。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他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
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君王，一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了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14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而且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出生晚18年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则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就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的命运岌岌可危。
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而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对年幼的彼得影响颇深，使他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最后，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一生精通12种手艺。但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酷爱学习，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儿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索菲娅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她不禁喜从中来，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些外国军人，招募了600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而这支童子军最后也真的成为了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
当索菲娅公主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时已为时晚矣。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17岁那年，彼得统领自己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开始行使皇权。
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就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他下令杀死一千多人，并把叛乱的“射击军”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之中，彼得建立起了他绝对的权威。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不同的是，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决定的是中、俄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都一样勤学尚武，天资过人，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封建王权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而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性格气质又锻造出他们明显的差异。少年时代那一幕幕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他要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
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他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都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并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61年中，康熙废寝忘食，有奏必签，即使白天围猎习武，晚上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宫门前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
而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手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太落后，太野蛮了！人们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而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已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已成为欧陆首强……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决定从自己做起。
从19岁开始，彼得开始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甚至连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则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
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但俄国1700—1820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但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到底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的改革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了上来。
而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又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