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西方科技学习的渴望和热忱几乎贯穿了康熙一生，他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对西学了解的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中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了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当政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在西方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他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超过了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年八月，当时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的荷兰赞丹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和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他，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
在瑞典，彼得扮作游客爬上制高点观察瑞典的要塞地形，测量绘制要塞平图；在英国，他冒充学者上门拜访牛顿，还和著名数学家弗哈森攀上了交情；在荷兰，他不但指挥快艇参加荷兰海军的演习，还利用闲暇去观看芭蕾舞剧……彼得甚至专门为出国特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醉心西学、善于吸收新知识的帝王，但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清政府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仅止于个人爱好，对科学技术造福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并无充分认识，他要维护的是帝王的权威和儒学的至尊。从主观上讲，他研习西学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改造中国，促进社会发展，而是唯恐汉人习得而轻视满洲贵族。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所以，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仪器，只能戴上华丽的镣铐，被深锁在紫禁城的深宫之内。而彼得对西方科技的着迷，一开始就来自于他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他将西方科技视作霸业利器，带着明确的功利实用目的。
很明显，康熙与彼得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西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1685年二月，31岁的康熙正当雄姿英发的盛年，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雅克萨，痛击沙俄军队，打得俄国人抱头鼠窜，誓不再犯。此时的彼得正在乡间玩战争游戏，还是一个毛头孩子。
康熙一生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扫叛军，攻城略地，捍卫领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尊严。然而短短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同时也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彼得的军事才能与康熙相比相形见绌。他一生有很多损失惨重的败仗，然而彼得是个性格坚毅的人，从不因失败而垂头丧气。
清朝在康熙的守土御侮、维护统一的政策下，一步步丧权辱国，铸成民族奇耻；彼得则驾驭着侵略扩张的疯狂战车，用无休止的拼杀为俄罗斯的腾飞开辟了道路。历史，在这里似乎再次受到无情的嘲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经济的体现。中俄两国在战场上的胜败易位，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决定的。
当康熙和他的子孙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已如一潭死水。
相反，朝气蓬勃的崭新俄国正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的道路。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但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而康熙王朝也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
而只要看一下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只视野广阔的“猛禽”兼有东西文化的渊源。
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作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剪他们的胡子。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但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60卢布，平民30卢布。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了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
五
彼得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卓有成效，但由于丝毫不考虑俄罗斯的特性，割裂了与国家传统的关系，最终给国家造成了伤害。
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然而却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否则将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掠夺别国，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彼得全身心地奔跑在强国之路上，也希望所有人和他一样，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
尽管他向往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科技，但本质上他却是一个奉行中世纪思维的改革家。彼得改革的主要领域是军事，国家财力大多用在了发展军事实力上，俄罗斯在巩固改革和取得胜利的同时，却奇怪地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俄国史学家安留科夫甚至认为，彼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改革家，“俄罗斯以国家的破产为代价，换取了跻身欧州列强之林的地位”。
当时，法国出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英国出现了议会制，欧洲致力于建设资本主义的崭新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开始得到尊重。但彼得却背道而驰，对先进的政治体制根本不感兴趣，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与彼得粗犷，甚至凶残无情的性格相比，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他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真正实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使中国不再有内外之分、华夷之别；他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信念，与民休养，改善民生；他提出“持盈保泰”的思想，想防止盛极而衰，满而不溢。作为指导国家的政治方针这并不错误，但发展到后来却陷入保守落后、不思进取的误区，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
中国落后于西方，康熙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当时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当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上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严重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这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是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的大趋势。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作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