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除夕前夜，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讲话刚刚过去不久，青年盖丽丽的华尔兹就跳进了人民大会堂。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喜欢跳舞，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严打”后马燕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被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三百多人，枪毙了三个。
身体摇摆的晴雨表
回顾身体摇摆的历史，交谊舞的风行仿佛轮回，从来都是大气候的显示计。
作家王蒙始终是个交谊舞爱好者，后来他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对于解放前，交谊舞的兴废，有过意味深长地回顾。他写道：
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就是四八年，上海的舞女还有过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一九四八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
到了50年代，城市人学跳交谊舞成风。那个年代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除了扫文盲，还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得扫舞盲。据说国家领导都在跳，老百姓还会不学？各个单位把扫舞盲当作政治任务下达到各个单位的年轻人中去，工会还为年青人专门办了交谊舞学习班，有专人教。
那时的舞厅男多女少，人们封建，丈夫不跳，妻子是不会出去跳的。场所就在工会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流行的舞曲有《步步高》、《彩云追月》、《一条大河》、《四季歌》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五十年代后期，舞会的口子日益缩小。到了1960年，三年灾荒，吃都吃不饱，谁还跳舞，单位的舞会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直至1979年的除夕前夜，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讲话刚刚过去不久，青年盖丽丽的华尔兹就跳进了人民大会堂。 (本文来源：环球网。 更多精彩，请点击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家庭舞会”的罪与罚
80年代初，“家庭舞会”从北京高干子女群体蔓延到全国各地。
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对家庭舞会进行取缔，而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举办家庭舞会。
当时，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喜欢跳舞。当地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有关跳舞的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为了警告，不要她太招摇，但没想到马燕秦根本无所顾忌。但鉴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法律依据处罚这样的行为，马燕秦被释放了。
1983年“严打”开始后，马燕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被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陕西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此案由于牵扯人数众多且面广，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1984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判断说，如果正值“严打”高峰时判决，至少得枪毙十几个人。虽熬过了高峰，但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有三人被判“死缓”，两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则数量更多。
在济南，山东京剧院演员张于太也喜好参加家庭舞会，和他经常在一起的还包括当时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之子耿爱平（外号“耿三”）、山东省副省长之子武卫尘（外号“武二毛”）、山东吕剧剧团会计之子傅国营、济南某医院医生徐春生以及市民车立君等。就在1983年“严打”期间，耿三、武二毛、傅国营、徐春生、车立君等十多人都被列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而被枪毙。
张于太也被抓捕，抓捕过程颇具戏剧性。当时，山东京剧团正在河北一个县城演出，他担任的角色中途就演完下场了。卸妆后他和剧组人员一起去喝酒，席间闲聊过程中，他忽然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一个从小和他一起在戏班长大的女演员，说：“妹呀，哥哥我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这手表送给你了，你留着做个纪念。 ”
对方哪里会要？但他再三坚持，女演员最终很无奈地接下了手表，笑着说：“好吧，算是我暂时替你保管着好了。”当夜12点左右，两辆从济南开来的警车就把他从演出地抓走。
1995年，张于太刑满出狱。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在册登记的歌舞厅数量已经达到了20662个，从业人员有224938人之多。12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改变了太多。
《读书无禁区》事件
1979年4月，《读书》杂志正式创刊。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期上面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读书》原主编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发稿时，我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回忆说：“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受到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陈原同志连续刊发了几篇这样的批评文章，作公开讨论。在两周年告读者书中，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83年，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沈昌文说：“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不料，有另一家更“重要”的杂志出了问题，领导急于去那里。于是会议取消，后来也没有再追究。”
摘自《国家历史（真相与往事）》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主编 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