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红裙子的“恶魔”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那一年的夏天，北京想必很热，长安街上两个骑自行车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被摄影师李晓斌记入了镜头。前面一个女子的裙子长度已经缩短到了膝盖以上，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红衣少女》，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电影为那个年代的现实生活贡献了若干时尚新词，比如“斩衣”、“斩裙”、“斩得落花流水”，“斩”在当时差不多是炫耀、显摆的意思。
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插着“恶魔”的翅膀，风靡全国。每个追赶时髦的年轻女子都要赶着去买一条红裙子“斩”现风采。
裙子虽都是红的，但个性“斩”现在细节上，比如长度、花边、露胳膊的尺寸，各显神通。大街上，不止是裙子，红色像病毒一样四散传播，从坤包、皮鞋，到遮阳伞、发展到极致，一身红色成了当年的流行之最。
那一年，纺织品的消费节节攀升。尼龙消费增长了23.8％，绸缎增长了19％，毛线增长了29.6％。下海的人们赚到了第一桶金，电视机的销量第一次盖过了录音机，时尚普及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伴随期间的是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那一阵子，男人给妇女背包，给妇女打伞，男人抱孩子，成为风潮。红裙子解放了肢体和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提上了议程。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
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怎么打开这个缺口，需要来自自下而上的尝试。随后，天津市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当时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大搞舞厅示范，1985年4月，天津市文化局、公安局联合组建天津市舞会管理办公室，负责对舞会活动的管理，将全市营业性交谊舞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改变了之前多头管理，又管不好的局面。当年10月，这个城市已经有了56家营业性舞厅，并且运营正常。
1986年，王蒙复出，当了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据他后来在《王蒙自传》中回忆，当时，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鉴于各地冒头的歌舞厅现象，还曾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部委文件遭遇地方“搁浅”，这种情况在当时颇为少见的。这说明什么？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作为文化部长，王蒙一上任就给交谊舞解禁定了调子。
当年，鉴于天津市的情况，文化部、公安部先后派员赴津了解舞会活动情况。之后，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通知。并在通知中指出：“从天津市和其它一些地方反映的情况看，只要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舞会是可以办好的。”
天津舞会办得好，全国开始争相效仿，各省派了考察团，回去之后，就先从工会组织抓起。
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几乎刮的是一场旋风，一夜之间，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但由于交谊舞禁得太久了，人们不免显得缩手缩脚。
工会不仅组织舞会还要负责教会跳舞。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开班授课的交谊舞专业人员，其风靡程度相当于后来的MBA培训班。杨艺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他每个月教授交谊舞的收入已经达到千元，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月收入的20倍。
舞场上的男女比例，开始出现女多男少的尴尬局面。洗衣机的普及解放了越来越多的已婚女子，她们涌进舞厅，相对而言，学舞的男人却明显偏少，舞场上的男人忙得够呛，带了这个，又带那个，舞技不好的女人没有人请，于是，开始有女人学跳男步。
那时候流行的舞曲是《十五的月亮》、《大约在冬季》、《悔恨的泪》、《铁窗泪》以及《小城故事》，后来舞曲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比如《渴望》热映，第二天就有了主题曲改编的舞曲。
伴随着工会舞会的火热，社会上一批舞厅也相继诞生。在北京，人气最旺的要数北海舞厅，在1985年的票价是两块钱，当时大多数北京人还拿40多块钱的工资，去北海舞厅跳舞无疑是很值得炫耀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故宫的三殿，以场面宏大著称。北京饭店的西厅舞厅，当时是品味的象征，跳舞人群的档次都不低，老百姓一般是不去的。当时，北京舞厅的规模达到了空前，大的舞厅都能够容纳千人。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联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此举让中国娱乐业彻底解冻。通知中，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
那时候，杨艺已经成为北京的名人，他创新发明了一种叫做北京平四的交谊舞步，粉丝无数，人称“平四王子”。1991年他把交谊舞的教学搬上了电视，成了最早的百万富翁。而后，北京机场的裸体女人终于得以取下遮羞布，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