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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中国诞生 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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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由于李济深的北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作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他的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贺新年。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我父亲从不做新体诗的,这是他的第一首新诗,我想应该也代表着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说,“而且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那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那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个人进退,绝不萦怀”——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分出了胜负。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的结果。紧接着,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携带巨款飞赴香港,邀请李济深赴武汉“指导一切”。

  “黄绍竑当然没有见到我父亲,”李筱桐说,“桂系希望我父亲回去带领他们划江而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想,父亲如果没走,一定会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动心’了,也想过跟我父亲一样去开政协会议。如果不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这两个人或许就起义了,蒋阵营崩溃得会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许也能换一种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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