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女士把大规模志愿者的出现称为“‘井喷式’的集体道义”。正是这样的井喷，和大地震激发出来的炽热岩浆一样，烧灼着全世界人的眼睛和心灵。全世界人都感恩感佩地仰望着他们披满尘埃的疲惫身影。我也曾经写道:“我们看见了，数不清的志愿者背负着物资，扶挽着伤员，出现在每一处危险的地方”，“不少人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奔赴灾区，深入到最危险的第一线。那些背着沉重的背包，在道路尽毁的受灾山区兼程前行的人，令全世界敬佩。这是个人行为，但和‘个人主义’无关。这是一种巨大的渴望，渴望在民族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到全民的努力之中。这才是至高至大的‘个人’，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民族，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作为大地震“非常态”的中华志愿者，已经转化为平和宁静岁月里的“常态”了。在每一个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看见志愿者的身影了。
中华志愿者是中华民间社会走向成熟、具有力量的历史性标志，我相信，他们已经成为巍峨的历史分水岭。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旁流斜水；甚或那样的旁流斜水偶尔还会冲决人们的道德堤坝。但是，我更相信，最终，这些旁流斜水都将接受中华志愿者这道分水岭的规范，或是流入正道，或是消失蒸发。
三
和志愿者一样温暖我们的还有慈善。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起步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正是在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正是汶川大地震，使我们整个民族对于慈善有了崭新的切身认识。
中国的慈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的途中产物和新时期的见证。慈善在中国历史上重新出现，是一个其意义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体认的历史性事件，是我们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对包括慈善在内的诸多核心文化概念拨乱反正的结果。曾几何时，慈善这样的概念居然并不具有正面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影视作品里，“善人”基本上都等同于“坏人”和“恶人”，“善”字的前面被人为地打上了“伪”的印记。不能不说，这在人类的历史是罕见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样的可悲而荒唐的现象终究成了历史的记忆。
新时期的慈善正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应运而生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的时代特色:在汇聚社会和民间力量关注、帮扶、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的中国理性反思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我们认识到，“人之初，性本善”，不仅没有切实的经典依据，也不尽符合我们的人生经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的，是人性确实具有内在的向善的可能性。如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混淆之后，重新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从一开始就是新时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则不仅是重新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新时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影响的更是对人性这个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特色就是由这项事业的独特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复兴道路所决定的。我们艰难但快速地摆脱了慈善和人性、阶级性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牵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成功地从中国传统的儒家等差之爱、墨家兼爱以及相关的慈善历史中找寻到了有力的资源，并且同样成功地进行了和西方博爱思想的互动交流。这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半部中国的当代史，使得中国人对“运动”，特别是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的“全民运动”谈虎色变，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步。这样的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由此抹杀了“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和有益性，那就是重蹈了极端化的覆辙。我们欣喜而钦佩地看到，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没有堕入历史的泥潭，而是从一开始就以“社会动员”的姿态推进慈善事业。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动员型的慈善的强大和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