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并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两岸对孙中山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三民主义”研究单位纷纷改名，各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但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进入21世纪，内地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化研究兴起。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