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国民党没有大牌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共党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就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