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鹿鼎记》中，有一个从小在明代深宫中长大的陶宫女，身怀武功。当明代灭亡，满清的皇帝搬进紫禁城后，陶宫女还是一直偷偷住在紫禁城里，她因事与韦小宝结识，韦小宝请她加入天地会，希望她出了深宫，行走江湖，陶宫娥却说：“我从小在宫里长大，想来想去，只有在宫里过日子，才不害怕。外面世界上的事，我什么也不懂。”韦小宝担心太后不利于她，陶宫俄说：“皇宫地方大，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太后找不到我的。”
光绪的情况和陶宫俄极其类似，光绪对外面世界的事，也是一窍不通，他熟悉的，只是深宫，在宫中，他的心理上感觉是妥切的。虽然在宫中时时要面临慈禧的威胁，但统观种种情况，暂时还没有生命安全的问题。在宫中，由于慈禧的虐待，饮食不如意，住处也寒酸，可逃到了外面，景况或许比这儿更差。
很可能光绪在进一步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还是逃离深宫，摆脱慈禧的魔爪要更好一些，但此时外面又闹起了义和团，华北大地上一片喧嚣，义和团的人马来去，高喊着“灭洋”“杀大毛子、二毛子”，而光绪就是他们要杀的目标之一，到此刻，光绪自然更感到只有宫中比较安全了。
3。忍辱偷生与新的希望
光绪被幽禁之后，慈禧费尽周折也没能废黜他，宣布他有病的招术又被外界拆穿，那么此时最希望的，就是让他“自然而然”的死亡，因此对他不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进行摧残折磨，饮食上的发馊发霉食品是折磨的一种，除此而外，就是精神的折磨了。光绪当然知道慈禧的用意，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忍辱偷生，只要能活下来，活得比慈禧的时间长，那就是胜利。《德宗遗事》中就有光绪忍辱偷生的记载：
自溥儁入宫，宫中人心目中皆以儁为宗主，视上如赘疣，而儁性骄肆，谓上为疯为傻，昌言无忌。上佯若不闻。既西巡所至，太后尤故纵之，意因上性刚烈，可以挫辱致死，而上知其意，始终以呆痴应之。
溥儁本是一恶少，粗鄙不文，连宫女的短裤也穿在自己身上，又自以为是大清之主，骄横无比，用他来折磨光绪，也真亏慈禧会想，但他认为光绪皇帝性格刚烈，确是看得很准，荣禄就曾说过：“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但是性暴的光绪在幽禁之后懂得保护自己了，假痴假呆，对外事一概不理，也让慈禧无可奈何。
不过西狩回京之后，慈禧开始对光绪在态度上有所转变，不像过去那么恶劣了，慈禧也让他上朝见大臣。《德宗遗事》记载说：“回銮后，上之身体较庚子前稍自由，而监视仍严。上每退朝还宫，惟以观书消遗。所观皆有用之书，于西学书尤留意。”当然，改善的程度很有限，并时常反复，但对于光绪来说，这种改善却是大有深意的。
第一，这种改善伴随着慈禧对以往守旧的忏悔而来，这很可能预示着慈禧要改变以往的守旧立场，支持国家维新，而光绪以维新自命，认为支持维新应该就是支持自己。而慈禧似乎也有意无意的配合光绪这种想法，不但对光绪在言语上比以往客气了，而且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还和他商量，臣下的奏折也开始让他看，这对光绪来说，无疑是个相当好的信号，预示或者暗示着慈禧的回心转意，而慈禧的回心转意则意味着光绪复出的可能性猝然间增大。
第二，清末新政的实施，让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办学堂、开矿山、修铁路、赴日留学、赴欧留学、筹办现代化的工厂。。。。。。这给光绪带来了希望，因为所谓新政，和光绪的维新变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中国社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终于没能抵挡住洋鬼子的快枪大炮，这让中国人恍然而悟，终于明白了也承认了中国与列强的差距。站在现在，遥想百年前穿红裹肚的义和团勇士，想像他们在洋鬼子的枪炮下呐喊冲锋倒地死去的过程，感觉那就像一个残酷却发人深省的童话。这个童话唤醒了从上到下一大批中国人，于是，从朝到野、从官到民，似乎都有了一个共识：必须维新。当然，这和慈禧太后的大力推动也有关系，同时也因为到了此刻，拼命守旧决不肯变革的那些官员大部分都死了。
新政的实施和不断深化，让中国人的观念，当然主要是士绅知识阶层的观念快速的转变，这些人观念的转变又反过来给新政注入活力，同时，日、欧留学生将东、西两边的洋风不断的吹向国内，西风东渐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有清一代达到了高峰。
在这种形势下，慈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提废黜光绪之事了。做为昌导变法维新的先驱，做为因维新变法而遭幽禁的帝王，光绪此刻虽然依旧无权，但他在士绅知识阶层的心中，其地位是崇高的，或者换句话说，此刻的光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庚子时变前，徐桐给光绪拟了个“昏德王”的称号，这称号在当时或许有很多人赞成，认为名实相符，可到了新政时期，光绪的名望虽不致达到“先知先觉”的程度，可受士绅知识阶层的大力拥戴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时候的光绪，感觉自己不需要逃跑了，只需谨慎一点，忍耐一点，慢慢的熬时间，熬到年迈的慈禧倒头就死，那就是胜利，而已经超过七十的慈禧显然熬不过年富力强的光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