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随着鳖灵的进入，楚文化也悄然进入成都平原。2000年7月29日，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历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风俗，是从荆楚一带发源并流传到全国的。而自春秋以后，水田在成都平原大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时被大量运用起来，成为旱作农业的必要补充，而荆楚之地，却有着悠久的水田开垦历史。鳖灵的逃亡其实是一个部落的迁徙，楚人的耕作技术、丧葬习俗无疑会随之带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扑朔迷离，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往往被视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来，古蜀国是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产物，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的巫师与军队、杜宇、鳖灵部落是它流动的基因，迁徙或许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与征战，然而，几乎每一次迁徙，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
如果将眼光触及四川历史，秦灭蜀后，强迁六国豪强入蜀；两晋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稳固的政权吸引着中原仕子、百姓远道而来；清代“湖广填四川”，两湖、两广、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百姓纷纷入川，以及抗战年间的高校内迁、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今天，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曾经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那些流淌着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