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