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驴子还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大诗人杜甫是“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才写出《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那么多的好诗。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在他“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他骑着大驴(距驴)，白天到野外寻找诗歌创作的素材以及灵感，回家后稍加润色，即成为妙诗。苏东坡经常同弟弟苏辙骑驴同行吟诗，有诗为证：“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陆游也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路在驴背上诗思泉涌。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得到上至名士诗人、下到黎庶民众的好感。文人骚客还给驴子起了许多雅号，如“面长”、“广额”、“倒骑”、“子瑜面”、“孙楚声”、“骑莫觅”，等等。旧时汤文璐《诗韵合璧》还载有一段咏驴子的韵文，写得也极富情趣，赞慕有加：
云间骑碧，梦里衫红；
灞桥风雪，郑圃草丛。
吴子图于壁上，张果叠于箱中；
素服乘来，青衫跨出；
叹孤店之频行，竭京华之旅食。
甚至后代还有人自名为“驴”，明末清初大画家朱耷即是。“耷”是何意？后人每每语焉不详，或避言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考证，朱耷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可推“耷”即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字的“耷”(意为大耳)字无涉。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很高，启功先生直言不讳，誉之为“参天两地一朱驴”。启功的考证，笔者认为极是。朱耷自名为“驴”，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朱耷又叫“八大山人”，这并非“八”、“大”、“山”、“人”四字，而是因为他在画后落款草书“哭之”或“笑之”二字，貌似“八大山人”四字的笔画，看起来又似“哭之”二字，又似“笑之”二字。刘继庄《广阳杂记》曾观察到“驴鸣似哭，马嘶似笑”。可知所谓“八大山人”即意指驴鸣马嘶，与其自名为“驴”暗合，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