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诗学、词话，还有就是文论研究。我这几年在做桐城派研究，当然我不是第一个做的学者。桐城派在晚清被打入谷底，所谓“桐城谬种”，这是“五四”的口号。其实只要对“五四”前后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话，包括胡适、周作人都已经告诉大家，桐城派就算有千百万的不是，至少在教人家做文章方面有很大贡献，它不是绝对地和白话文你死我活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对“文”的观念，与后来“五四”兴起的“文学作为独立自足的审美论述”，有非常有趣的承接关系。“五四”文人要“文学”，文学是时代的表征。这一观点是吸收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把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看法，但事实上桐城派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早已用“辞章”形容文学特性。桐城派当时就说——你们一定要会做“文”，一定要对文字本身有敏锐感，透过“文”才能接触原来的“道”，他们把“文”拉到很高的位置。“文”不是被动的媒介工具，“文”本身就是“道”的体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轻重转换。以前说，经过“文”达到“道”，桐城派说这个“文”就是“道”。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作为文学史工作者、学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过了九十年之后，我们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性的方式应该拒绝“化繁为简”，而应“化简为繁”。
“五四”运动中，革命与启蒙之外还有抒情
这九十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化繁为简”是出于政治考虑吗？
王德威:如果我用“政治”这两个字的话，我的定义是非常宽广的，不仅是跟几个革命人物有关而已，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刻意引起论证，以凸显一个新的东西，这更多是一种策略。
“五四”运动的兴起，在当时以及之后几十年有巨大的号召力和魅力。我刻意使用“魅”字是有理由的。我们都说“五四”是一个除魅时代，但我恰恰觉得说“除魅”太简单了，这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让大家一下子陷了进去——我们就是新青年，我们就是要革命和启蒙——这是一个新的神话的开始。所以，它一方面“除魅”，另一方面带来新的“魅”，我觉得这是“五四”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原因。也正如此，我不会中断对“五四”的研究。回到刚才那句老话，“化简为繁”，你如果真的承认“五四”给我们的遗产如此丰富的话，那就不要避讳“五四”复杂的来龙去脉。不用把传统和现代的对立简单一刀切，“五四”那一代文人受到的传统训练比我们丰富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在晚清和“五四”的衔接上做出更复杂的描述。
那“五四”的魅力来自哪里？
王德威:“五四”之所以在三四十年代之后，变成一个那么有魅力的东西，我觉得和后来两个重要论述有关。“五四”本来有很多的方面，但最后被凝聚成两个论述:革命和启蒙。尤其是革命论述，后来声音越来越强，成为救亡的话语，以至于把“五四”的复杂面向给遮蔽了。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五四”的重要性，不见得要沿用“五四”之后简化的话语来定义“五四”，而应该真正承袭“五四”众声喧哗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应该去想象的“五四”。当我们谈“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记住当时还存在着“五四”旧文学实验和实践。
“五四”的“魅力”也许说得是“五四”中情感性的东西，而不只是我们一直说的 “启蒙”与“革命”。
王德威:“五四”的动人力量是要感动你。现在我们对“五四”中的“启蒙”和“革命”研究卓然有成，但这几年我对“五四”有一个很新的思考，我觉得“五四”给我们的精神号召除了“启蒙”与“革命”，还有“抒情”。“抒情”这个词太容易被误会，特别在大陆传统中，“抒情”很容易和小资、颓废、唯心、布尔乔亚联系在一起。但我恰恰要说，“五四”到今天还能感动我们的话，不是理念化、量化的东西，“革命”和“启蒙”都有一个“情感”的驱动。我们为什么要对“五四”的抒情性那么害怕呢？“抒情”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愤以抒情”是屈原传给我们的，但抒情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复杂向度被遮蔽了。正是“抒情”，让“五四”青年不顾一切走向“革命”和“启蒙”，革命在当时可是很时髦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的评论家只是狭义地迎合了十九世纪西方对“浪漫主义”的定义，而忽略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复杂历史情怀和社会抱负的抒情性。“五四”中有抒情传统，这肯定会有很大的争论，但今天讲“五四”，讲“五四”和晚清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五四”时代的这群新青年重新让抒情的复杂向度迸发出来，这是晚清看不到的。所以到了今天，不妨把抒情的传统予以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