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六十出头，思想传统保守，对诲淫诲盗者同样深恶痛绝。书没少读，令人不悦者时有之。但彭先生所描绘的这幅肮脏下流的图景仍然吓我一跳。是我老年痴呆了呢，还是彭先生神经过敏？
彭先生在文中津津乐道于他的一次“胜利”:一位教授对彭先生的忧愤不以为然，争执到最后，彭先生质问:“你会把这样的书拿给你女儿看吗……如果我们写的东西不能给自己的儿女看，我们何以拿出来给全世界的儿女看？”教授遂“哑口无言”。
祭出“救救孩子”的大旗(甚至搬出“全世界的儿女”来)，于是无往不胜，这样的“战例”很丰富。我弄不明白，儿童是否不宜什么时候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了，而且还是具有“一票否决”威力的重要标准。许多文学作品创作出来本就不准备给未成年人看，若他们偷看了，那是监护人失责，怪罪于作者实无道理。就像酒，儿童不宜，但能因此就说酒是坏东西，应把酒商抓起来，把酒厂封了吗？道理本来很简单，教授竟“哑口无言”了，真不像个教授。若真的关心祖国的花朵，还是去翻翻少儿读物吧，粗制滥造，营养贫乏还在其次，别掺了三聚氰胺。
三
彭先生说:“我不懂行为艺术。”观其文，此言不谬。“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去强奸别人的老婆、去抢劫银行、去杀人放火？是不是可以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无恶不作？”真是不知所云。
我也不懂行为艺术，我跟彭先生一样，对行为艺术没有好感。在这点上，我们“臭味相投”。但我对彭先生对行为艺术的可怕指责和冲天怒气仍感莫明其妙。行为艺术的成败得失、优劣功罪姑且勿论，作为一种舶来品，行为艺术在中国仍是一种很小众的艺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煞有介事地将其列为“第三种病毒”而用激烈的语言大肆挞伐，未免小题大作了。更难解的是，干吗又把文坛扯上了？“集体在广场上赤身裸体晒屁股”与文坛何涉？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板子打错屁股了吧？
至于说有一两个作家“玩起了包养的游戏”，也算行为艺术吗？若是，真可谓无行为不艺术了。再说，成千上万个作家中有个把玩起“游戏”来，就能把整个文坛给败坏了？这文坛也太不经玩了。这就像教师队伍中出了几个败类，白衣天使中混有几个魔鬼，就将“卫生文教”和“车匪路霸”并列一样荒谬无稽。用彭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爱包养就包养吧，何必往文学身上点火。”
四
关于第四种病毒:“以俗媚俗的低下文格”，笔者没有多少话说。现在的文学有种媚俗的倾向，一部分作品格调不高，这是事实。但一句秃驴骂通庵，说“以俗媚俗成了当下文坛的一个可怕的时尚在流行”，“不健康的东西大行其道”，就有不分良莠，一棍子打死之嫌了。这种片面粗暴、故作惊人语的批评方式很难叫人信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语熟能详的老生常谈。这种文人的老毛病，不独今日有，过去也有。今日并不比过去严重。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大多是文人在那里狗咬狗。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也有不少文人或自觉或被迫地充当涂毒同类的鹰犬，那才叫“龌龊”、“刻毒”、“残酷”呢。现在的“口水战争”实在是小儿科。我并非护短，当今某些文坛之争的确不敢恭维，但因此就得出“文坛龌龊”，“文人刻毒”的结论，却实在无法苛同。文坛也许应该服药，但把伤风感冒诊断为绝症沉疴，弃主病而治杂病，也非良医之应为吧？
看彭先生的文章，他对“文人骂街”之所以十分愤恨，主要是怕家丑外扬，“让外界看文坛笑话”。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除了圈内人，谁也不会去关心文坛的这点馊事。何况，文坛若真的丑陋，你想掩也掩不住，倒不如让它见见光，也许还有救。
当今文坛的批评风气，的确不对味。探索其因由，寻出疗救之法，功德无量。彭先生将其归结为文人不相亲，是搔不着痒了。有些文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亲密得很，相敬得很呢，一块土疙瘩，可吹成罗丹的杰作。这种挽腰搭背的“和谐”图景，比文人骂街要常见得多，对文坛的伤害也更大。
五
应该说，彭先生所指出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以引起文坛的警惕，自是好事。但只有诊断正确，方可治病救人，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药到病除。彭先生的批评太情绪化了，“轰轰隆隆”的下面只有偏激的情绪，不见理性的思考。穴位找不准，力量把不匀，针扎下去，不见疗效，只有痛楚。
彭学明先生是作家，不是评论家，文章中没有艰深的术语，好读。但仍有看不懂的地方，特别是对文人和文坛的整体评价，就前后矛盾，一塌糊涂。文章开头，彭先生写道:“必须承认，我们绝大多数文人的文学精神是清洁的，文学思想是健康的，文学品德是高尚的……我们的文学才有今天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文学才赢得了社会的欢迎和尊重，这是大前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大前提。不必争议，也无可争议。”但在文章的结尾，彭先生却自打嘴巴:“在人们的心中，文坛曾经是那么神圣而庄严，现在不是了。文人曾经那么受人尊重和景仰，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对文人的嘲笑，对文坛的讽刺，是不断发出的要取消文联和作协的声音。”在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判断几乎截然相反，想不被弄糊涂也难。彭先生太激动了，写到后面，都忘记前面说过什么了。
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当今的文人和文坛，既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卑劣；当今文人和文坛的“社会地位”，虽不风光，也不至于如此狼狈。时代变了，文人在变，社会价值观在变，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