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9日的《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彭学明先生的文章《当今文坛病相报告》，并在篇末注明:“《当代文坛》今年第一期将发。”2月21日，《羊城晚报》又以《坐诊文坛文人五种病毒》为题在“花地·论坛”版上推出这篇文章。彭学明大有四面开火，尽歼文坛鬼魅，重振文坛正气，恢复文坛尊严之气势，其情可勉，其勇可嘉，在下深为敬佩。但拜读之后，却颇为失望。彭文所言文坛“五种病毒”，报刊上常闻诟病之声，一点不新鲜。不新鲜不打紧，可以“批深批透”嘛。可惜，作者下笔不准，剖析不深，读后给人以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扣题不紧，反应过度的感觉，这就不好了。
一
彭文中所列第一种“病毒”，是“以恶贬善的经典恶搞”。
作者所举“中华民族的经典”是《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和“世代深入人心的清官包青天”。作者为这些所谓的“经典”被“恶搞、调戏和强奸”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是在敲我们民族的骨头，放我们民族的血，消解我们民族的意志，摧毁我们民族的价值。”还特别声明:“不是危言耸听。”我想了半天，对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感情”大爆发，除了“危言耸听”这词儿，实在无可名状。
《闪闪的红星》和包公戏是不是经典，大可讨论。经典是否就神圣不可侵犯，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把潘冬子和包黑子封为“民族英雄”，来和圣女贞德、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作比，就实在不靠谱了。
包公是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官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好人、清官。他的“光辉形象”，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学加工和民间美化的结果，究竟算哪门子的“民族英雄”呀？
潘冬子更是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还残留着过去时代文艺作品英雄人物高大全的痕迹。把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人物拔高为“民族英雄”，与世界历史上的圣贤英烈等量齐观，恐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恶搞”了。
在一个没有权威，娱乐至死的时代，你大可不必把“恶搞”太当回事。堂堂美国总统，不是也常常被恶搞得很惨吗？美国总统也许不算民族英雄，但他是国家元首呀。按彭学明先生的逻辑，恶搞国家元首，不也有损国家尊严，有伤民族感情吗？然而没事，人家笑一笑就过去了，国家和民族并没有因此“变成沙漠和楼兰，被判死刑”。我们的神经何以如此脆弱，动辄上纲上线，大动肝火呢？
退一步说，潘冬子和老包是经典，是英雄，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十恶不赦。那么，一部网友所拍的短片和一出无厘头的商业剧又干文坛何事？是不是与文字稍有关联的“罪责”都得由文坛兜着？其实，我也不喜攻恶搞，只是没有彭学明先生的思想高度，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更不认同文坛应当为这种虽不乏机智但毕竟粗俗的游戏承担罪名。
二
所谓“第二种病毒”，是“以色贩相的文字卖淫”。炒的同样是冷饭，只是彭先生特别的大义凛然、义愤填膺罢了。
彭先生说，“文字卖淫”在小说、散文、诗歌里“比比皆是”，“子宫、生殖器、性爱、高潮，成了作品里最勤劳的名词和动词”，“把文字当性工具，用文字使美人计，似乎成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第一要素……随便找一本小说看看，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听到这样的文字放浪形骸的呻吟”。好一个淫风色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事实真的如此吗？
无庸讳言，相对于以前的一片空白，当代文学中的性描写已不是希罕物，其中也的确有一些为性言性、粗俗不堪，许多论者已对此提出批评。但也并不如彭先生所言的无处不在，泛滥成灾。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性描写的“沉渣再起”也有其历史原因，对此进行研究、讨论、批评当无不可，以卫道者自居，信口开河，夸大事实，乱泼污水就令人反胃了。在彭学明先生的解剖刀下，中国作家都成了淫棍和皮条客，中国文学自然也都是污糟不堪的脓毒。何至于此呢？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太主张‘性与罪’”，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