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的王菲” 居于潮流之外
有一种传闻，说上海的王安忆是“文学界的王菲”。是褒是贬，精准与否，都暂放一边，这至少折射了数年来她对媒体的审慎。纵是如此，她还在想为什么有读者视她为明星呢？王安忆长于怀旧，离当下离现实远了……不乏类似议论，她则觉得自己对现实是有着“相当灵敏反应的人”，只不过自己的批判比较“温和”。
这是一个几乎处于所有潮流之外的作家。她不是当代文坛的先锋，也不像是一名最佳后卫，她的专注中有着一种走神，但这不妨碍其收成的多层次多方位。较之苏童对短篇小说“来自生理的喜爱”，王安忆自认“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启蒙时代》、《长恨歌》、《我爱比尔》和“三恋”……王安忆的兴致与力量更多是在中、长篇，所谓“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约有10年，她几乎一个短篇亦不曾写。
“每一篇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是“真性情”的流洒，无论是近年渐渐与短篇的“和解”之作，还是“难免汗颜”的某些篇什。
2009年初，《墙基》《舞台小世界》《天仙配》《黑弄堂》，30年（1978-2007）来的短篇，以编年体的形式集结为4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计120篇、130万字，王安忆自己亦感“吃惊”。
“我不是一个写短篇的”
时代周报：这4本书是1978－2007年的全部了吗？整理的过程之中是否有一种看老照片的感觉？经历过《长恨歌》之后，再回首，有没有感觉—那是你当初写的吗？
王安忆：倒也没有这样子（笑）。1980年以前写得非常少，大概三两篇这样的，主要的写作是从《雨，沙沙沙》开始的。
当然会觉得以前很嫩，很菜，像菜鸟一个。不过也没有这种怀旧的感觉，因为好像还谈不上旧吧。我觉得这30年对于我来说还是很踏实的，因为如果要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恐怕是要有一个生活的转变。不管怎样，写得嫩也好，写得老道也好，都是自己写的嘛，没有中断过。实际一直是在这种生活里边，谈不上对这种生活有所陌生、遥远，都没有断过。
我的短篇或者是一个片断，或者其实是一个中篇的框架，结果把它写短了，或者是一个非常疏散的，像散文一样。
时代周报：4卷本看下来，有几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回家的主题，一开始是《本次列车终点》，然后是《战士回家》、《老康回来》。后面还有几个写身体的，尤其典型的是《洗澡》和《公共浴室》。
王安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回家，可能我并没有刻意要去写的。其实《本次列车终点》和《老康回来》，还是和时代背景有关的。因为那应该是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整个80年代前期都充满拨乱反正（笑）。支疆青年在回来，受冤枉的人也在回来，在平反。似乎和它的故事背景有关系。《战士回家》其实是一个偶得，当时是越南老山战役吧，采访上海郊区一个牺牲的战士，然后就看了一些他的战友。这个战友给我讲这个烈士的故事，我当时觉得也并不是那么丰富。我非常被感动的是他在家那种安静的、安全的心情状态—大难不死归来之后。所以我就写了《战士回家》。
《洗澡》和《公共浴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名字上面可能像有。《公共浴室》倒是和后面比较近的那些有点关系，就是写成长。后来《救命车》也罢、《黑弄堂》也罢，还有《厨房》也罢，都是和成长有关系的。
这个时期的小说，和你刚才提到“回来”那个时期，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回来”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拨乱反正嘛。最近你说的那些小说，对于我来讲倒是和意识形态脱离了，开始脱离意识形态了。
短篇对于我来讲有点像拾遗补漏，都好像算写作的碎零头，否则的话，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处理它？
时代周报：这些零头也写了4卷，120篇，这其实是非常大的。
王安忆：这个数字是蛮大的，我自己蛮吃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好好地整理过。林建法说给一些作家编短篇小说集，给你也编一套吧？那么我就收拾东西，一看，只漏了一篇，我们试图去找，已经没有了，因为当年是江西的杂志，办了很短时间，叫《南苑》。后来我们各个图书馆都找了，都没有了。我有些小说发在上面，根本没有保留。就缺这一篇，其他都收齐了。
我说过了，我不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这不是我的擅长。我的力量和我的性格还是在中篇、长篇。
王琦瑶的死是“最粗暴的事”
时代周报：没有灵感的时候，会怎么办？
王安忆：灵感对于我来讲似乎从来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可能，别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充满了神秘的灵感，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非常具体化。
没有的时候不是写不下去，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存在不想写，就是没有写作的欲望。你说写作当中碰到一个难关，难关总是有的，但难关都是很具体的，你还是得克服它。
时代周报：我觉得你的作品传奇性很少。
王安忆：这恐怕是我和大家都不太一样的地方。传奇在我来看，就是刚才阿城所说的小说都是世俗的。对我来讲，我非常尊重小说的日常逻辑，确实不能期待在我的小说里边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突兀的转变，在我来说我会非常慎重的。你看我的小说都不大（写）死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怎么讲，刚才说世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生活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为难，有让人为难的地方，但是它也不会把人往绝路上逼，不会让人过不去。还是会给人出路的，拐弯也好，跳过去也好。
时代周报：这个可能跟个性有关，我发现也很少写暴力。
王安忆：宁可写死亡，我都不大写暴力。我好像特别不喜欢，不喜欢粗暴的事情。这是个人的取向了。可能在我的小说里边最最剧烈的，大概就是《长恨歌》里边最后把王琦瑶杀了，这可能是我处理过最粗暴的事情了。
时代周报：这些都不写的话，神秘性有些时候也会减少，但是我在《老康回来》发现了很强的神秘性，他脑溢血还是怎么着，不是很清醒，但他一直在画“米”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4卷本里少见的具有神秘性的。
王安忆：我倒也没有意识地想，这可能跟整个人的审美都有关系。其实，老康写“米”字，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挺得意的：这可能是很多批评家会做文章的地方，小说特别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一样。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它有什么，也没有太多的，它其实不具备过于丰富的（意境）。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的意境，就是我的短篇小说《临淮关》，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回到自己的娘家，她父亲生病了，她在淮河边上，听到淮河对面，光听到那边捶衣服的声音，河水茫茫。这是我的意境，可能个人的意境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