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部发言人。这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三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为祖国交朋友，维护人民利益。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十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对人民谦恭、对邪恶仇恨的经典雕塑。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内容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时间谈得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我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会谈结束前的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千万不能让他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场的中国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确，友谊贵在坦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