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掴这种方式，相信任何人都知道不对，更断然不能接受。在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今天，应用和平对话而不是暴力来解决学术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出现“掌掴”这种反常现象，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一．“明星学术”是否混淆历史是非，颠覆忠奸之辨？
阎崇年先生遭网友激烈批评的论点，隐含着某种混淆性的历史话题。他提出：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那么，吴三桂究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功臣？还是出卖民族大义的汉奸？在百家讲坛上，阎崇年先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实际是掀起了对吴三桂的再思考。
其实，不仅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对吴三桂等汉奸作出价值定位；即便是吴三桂卖身投靠的清王朝，对其卖国行径也极为不齿。就在阎先生反复推崇的“康乾盛世”，这桩历史是非早已定案。康熙皇帝称赞与清朝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为袁崇焕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国史馆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赞诩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忠于所事”，均可称为“一代完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同时下诏修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降臣洪承畴等“望风归附”、“解甲乞降者”，将其丑态据实直书。至于吴三桂之流既降复叛，在乾隆看来更不比于人类，连进《贰臣传》的资格都没有。乾隆明确指出：“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 要“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为使后人永远不能给奸佞翻案，乾隆又强调“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这段话说得清楚明了，且痛快淋漓。康、乾作为封建帝王，都已明确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必须明忠奸之辨，使天下百姓能够“明荣耻、知是非”，“为万世立纲常。”
可见，阎先生通过“百家讲坛”试图重新思考吴三桂，不仅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定案；而且翻了“康乾盛世”已由“皇上亲裁”的“铁案”。恐怕乾隆老爷子地下有知，也要伸出一双巴掌了。如此出位的历史翻案，难怪观众先是惊骇不已、大跌眼镜，继而更透过“掌掴事件”直斥其非。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民族历史的是非价值，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更触及到全民族的道德底线。
值得关注的是，反对阎崇年先生历史观的网友，很多是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不惧权威、不追星追腕，敢于引经据典与史学泰斗阎崇年先生进行学理辩驳，勇气首先可嘉；而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自觉，更令我在替掌掴事件遗憾之余，感到喜慰。一位哲人说过：“青年是时代的性格”。全民族青年群体的历史价值观，正是民族发展原动力的标志。如果中国的青年一代都能像他们那样，“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那么，中华民族何愁不能振兴？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难道不是指日可待吗？
掌掴方式需要谴责，这是全社会的共识；支持掌掴者，只能加重学术的暴力倾向，对今日的中国文化有害而无利，这也是民众公论。但是，以错位历史观挑战大众忍耐力与承受底线，借助主流传媒渲染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掌掴的深层动因。如果不从学术思想、文化潮流中加以匡正，很难治标治本。面对公众的强烈拒绝，阎崇年先生对吴三桂等人的历史再思考，似乎也应到此为止了。
二．从“吴三桂”到“李鸿章”，“百家讲坛”等栏目是否要将“历史翻案”进行到底？
问题在于，阎崇年先生的对“吴三桂”再思考，对清王朝腐朽暴力的美化，并不是独立现象。在商业利益催生下，吸引眼球、价值迷乱的历史翻案风，已构成一种潮流。“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赌好色”、“岳飞是好战分子”之类猛料不断推出；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汉奸、卖国贼，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则被百般夸饰、歌功颂德。据报道，有人公开塑秦桧立身像展出，虽遭参观者强烈唾弃不得已撤换；但不久就有人扬言：西湖岳庙那跪倒千年的秦桧是捍卫和平的“民族使者”，秦桧跪下是真正的“千古冤案”，如今要彻底“翻案”，让“岳飞跪下去，秦桧站起来”！而去年火爆热映的电影《色戒》，则更借助色情噱头，公然美化汉奸、描写76号杀人魔王特务头子易先生的“艺术”与“人性”，从而企图为汪精卫伪政府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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