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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不合力 咸丰帝为保皇权临终安排出大漏洞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 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的时候,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此,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经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关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却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3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已经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儿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显然要到至少10年以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奕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咸丰做了皇帝而奕最终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能放心吗?

  咸丰摇了摇头,将奕先否决了。在咸丰病重之时,奕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他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奕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之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一起度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撑着坐起身,亲笔给奕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让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作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钴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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