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种互助性，女子典卖自己期间所生的孩子，也往往采取平分的方法，如拉帮套在结束时，双方要协商同意，并请人写一张《过子契约》，然后还要举行所谓“劈犊子”仪式。过子要改用套股子家的姓，并管他叫爹。如果这期间被典妇女只生了一个孩子，则视实际情况由男女双方协商，决定分给谁。两家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双方套股子关系结束后，因为孩子的原因，双方还是亲戚关系，并且可以互相往来。
男子用钱币租用或雇佣女性作为临时妻子的婚姻方式，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卖淫业可谓异曲同工，典妻婚的本质就是使通奸卖淫合法化，正与封建礼教相悖逆，相冲突。因此，清代的法律对典妻明确加以反对，但社会现实又使得清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
清代顺治初年沿用《明律》对此也屡发禁令，但清代对典雇妻妾的量刑，比明代宽松得多。《大清律例便览?户婚》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这种宽松，几乎是认可了典雇妻女现状的存在，因为只要不正式立契标明价钱，同时被典雇的妻女又有劳役在身，这种典雇便为法律所许可。其结果不但不能遏止此风，反而波及到社会的中上阶层。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典妻和商品交易上的物权转移相同。男子典妻导致离婚，随之失去对妻子的占有权，买者却相应地获得这种权利。雇妻则是男子以租赁形式转让妻子，在租赁期间仍然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却不再有夫妻生活，待期满后才能恢复。但无论典雇妻妾，都是封建夫权制的产物。
事实上，清代的典妻现象是与父权制、夫权制相适应的，也是封建社会夫权、父权至尊至贵的伦理秩序的真实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