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 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当时,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最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中医药联盟”200多名代表请愿的压力,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初期,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再次希望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过,党中央及时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立即纠正了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在“文革”期间,中医被当成“四旧”,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文革”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二十一条,还特别注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